方伟堂：军人楷模孙荣

        我们八五三农场二十一连宁波、上海知青“北大荒回访团”回来已经一年有余了，回来后我陆续写了几篇回访人物系列，然意犹未尽。隔了一段这么长时间，再来续写其他几位回访人物，就写作效果来说，似乎有些影响，因为当时有些情景回忆起来比较困难，不够清晰。写作的冲动和激情更会随时间流逝而减退。但北大荒确实是个神奇的地方，北大荒的友情它会穿越时间隧道。当你真正静下心来，凝神沉思的时候，那种思念和激情又会重新萌动。正像潮起潮落一样，它会退落，但永远不会消失。思念的潮水，又会扑面而来。

        今天，我的目光落在了指导员孙荣的身上。在我的眼中，他永远是我的指导员，虽然他后来职务多次升迁，但我一直叫他指导员，从未改变，也从不带姓。这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也是我一直想动笔细细描述的老军人、老英雄。在他的身上，我们会发现许多闪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当今的社会已渐行渐远。

        1969年5月31日，我们十八位宁波知青到了北大荒，即被分配到八五三场部工程三连（二十一连前身），当时的李国忠连长和孙荣指导员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第一眼看到孙荣，他的军人风度就深深吸引了我。他当时穿着一套洗得十分干净、几乎发白的旧军装（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几乎只穿军装，很少见他穿其他服装），笔挺的身板，平坦而宽厚的肩膀，一起一落几乎标准正步走的铿锵步法，无不透着真正军人的不凡气概。令人惊奇的是，时间并没有冲走他的军人风貌。去年8月15日，在红兴隆管局隆盛大酒店，当我们回访团一行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腰板依然硬朗，军人的味道依然浓烈，其时他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

与指导员孙荣（前排左三）合影留念，后排右一为孙荣大儿子玉森。

        指导员是河北滦县人，1946年入伍，41军的，该军是四野王牌军之一（李连长27军，赵副连长38军的，我连的干部均来自战功显赫的英雄部队）。和李连长、赵副连长不同的是，指导员不仅去了朝鲜战场，而且亲身参加过波澜壮阔、腥风血雨的解放战争。我当文书后，多次听他讲述过他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解放战争场面。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冲在战斗第一线的军人。他亲眼目睹多少个战友在身边倒下再没有起来，他亲身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辽沈战役中的打锦州、打四平，都是极其惨烈的战斗，他都参加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他也亲身参加了，“塔山阻击战”已成为41军最辉煌的战功和解放战争经典战例被载入史册。在平津战役中，他参加了攻打天津的战役，由于傅作义的大部队在北平是和平改编的，所以平津战役中真正的硬仗是打天津。我曾经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纪事》一书中（此书为天津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们编写，范围很广，其中也包括我们二十一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在打天津时，孙荣曾带着枪，跟随部队首长面对面与陈长捷谈判（陈为国民党天津守军总司令、中将），该书第一页图片中的第一张照片，即为我连天津知青张伯韦探望孙荣指导员时的合影，并作了说明介绍。我估计此情节大概为指导员向张伯韦披露的。那个陈长捷后来被我军俘虏，成了战犯。傅作义在陈长捷事情上一直心怀内疚，正是他命令陈长捷死守天津的，最后北京和平解放，傅自己也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宾（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由于傅作义的说情，陈长捷成了1959年最早释放的十名战犯之一，并到上海文史馆工作。“文革’中，陈长捷不可避免地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他生性刚烈，不甘受辱，亲自用菜刀劈死妻子，然后自杀身亡，极其悲惨。此为后话，顺便提及。

        指导员英勇善战，战功赫赫，在部队时多次立功受奖，我看到过他不少戴着奖章年轻时的照片，真是英武。指导员参加完解放战争又随41军入朝赴战，后又转战北大荒，可谓戎马一生，铮铮铁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应该提及的是41军至今仍保持着集团军的番号，置身我军现有十八个集团军之列（现驻地广西柳州），原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就出自41军。在塔山阻击战中，张万年是41军某团通信股长，他的年龄和入伍时间应该和孙指导员差不多，也是一副威严的军人气概，张万年和我们孙指导员称得上是战友。

        隆盛大酒店最豪华的包厢内，指导员早早为我们摆上了25人座的特大酒席，热情的和我们一一握手、拍照。他的大儿玉森、二儿玉林及爱人和女儿玉兰闻讯也从各处赶来赴席，住在管局的李连长二女儿春玲夫妇也参加了。赴宴的还有双鸭山知青孙士杰、马冰茹夫妇，他俩是我连部班战友，孙为粮食化验员，马为出讷员，和我非常熟悉。

        在酒宴上致词的时候，我动情地说：“如果北大荒每个连队就是一所军校的话，那我们西大洼二十一连就是北大荒上的黄埔军校，李连长和孙指导员就是我们军校首任校长和政委。”我并提到了指导员最爱唱的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浪淘沙 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換了人间。”指导员的音色浑厚有力，极富磁性。我的好记性把指导员说笑了：“小方，你还记着啊。”回访团的李信龙也直夸我的好记性，说他们早不记得了。然而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不算特别好，特别是现在，只是我比较用心、比较关注细节罢了。没有细节就没有具体的人，从细节可见一个人的真性情。

        1970年春我们进军西大洼的时候，我是基建二排四班一名瓦工，排长叫白国安，班长是王保糸（保糸后来成为连队第二任指导员），我那时文弱学生一个，不引人注意。我清楚记得，我引起指导员注意缘起一次早会提问。那个年代“突出政治”空气很浓，早会学习盛行，有一次指导员在早会上点名发问：“什么是‘四个第一’？”连点了好几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或不完整。后来指导员就点到我了：“小方，你来试试。”我就起立回答上了：“四个第一”是林副主席（即林彪）提出来的，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我还说了一下“四个第一”互相关系，次序不能随意颠倒的。指导员非常满意，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按照现在的政治观点和理论标准，这“四个第一”肯定是被否定的。但当时却非常红火，毛泽东称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我们抛开政治因素不说，单就语言艺术来讲，我对林彪还是佩服的。文字也好，语言也好，精辟、独到，并充满激情和鼓动力。林彪喜欢用排比句：如天才地、创造牲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等，“四个第一”也是一种排比句型。林彪还喜欢用“最”字修饰，如最大，最好等，且喜欢重叠使用，如最大、最大、最大，我看过林豆豆写的《爸爸叫我写文章》，林彪在文字、语言的运用上确有他的见地和风格。

        我当上文书后，大概是1971年冬季，天气非常寒冷。一天我随指导员、连长、赵副连长，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西大洼前往水泥厂，可能是为了落实基建材料的供应。因为那时二十一连建点不久，基建压力很重，且水泥厂基本上是工程营班子，他们三位很熟。那天飘着小雪，路面湿滑，极冷，我把棉帽子都放下来了，捂得严严实实。从二分场到水泥厂的那段公路上弯道下坡处，一辆解放牌大货车超越我呼啸而下，我以为只有这一辆车，就骑着自行车拐到路中央去了，其实后面紧跟着呼啸直下的第二辆解放牌大货车。只听到后面传来指导员、连长：“完了！完了！”尖叫声极其凄厉。惊魂一幕发生了，映入我眼帘的是一辆还冒着热气、四轮朝天的大货车，已侧翻躺倒在公路边巨大的排水壕沟里，驾驶员正从砸坏的驾驶室里往外爬。他是为了紧急避让我，猛打方向自杀式冲入壕沟的。我当时呆若木鸡，连一句“谢谢”都没说。当时骑车，我和连长等人拉开了一段距离（年青人逞能），所以他们在后面看得真切，以为我这下肯定完了。等指导员、连长赶到时，驾驶员已完全爬出驾驶室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伤着没有，指导员答应他用拖拉机把汽车从壕沟里拖上来。冬季北大荒的路面全是冰雪碾成的车辙道，很多车辆都用上了防滑链，行路非常险恶。这种舍身救人，宁愿伤着自己，也要保护路人的可贵精神，在北大荒经常发生，司空见惯。拿到今天，我想这位可敬的驾驶员，应该进入“中国好司机”行列。后来，指导员从十八连调来拖拉机把汽车拉了出来。

        当时西大洼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二十一连的许多干部和老职工原先都安家在总场，也在总场住惯了，总场条件肯定比连队好许多。当西大洼上造好最初的几幢家属宿舍后，指导员就第一个从一营林业连搬家到西大洼上，用最简单的行动来表明他扎根西大洼与全连战士同甘共苦的决心。他的这个举动感动了大伙，也坚定了全连职工扎根荒原的信心。后来不少老职工也逐渐从总场搬过来，在西大洼上安家落户。

        身为指导员，每逢农忙季节，他总是身先士卒，埋头苦干，把自己当好劳力使用，在田头、在晒场你总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会扔掉一些事务，沉下身来，一干就是一天或连续几天，和职工一起上工一起收工。指导员有腰伤旧病，记得当年割大豆的时候，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在医务室打了封闭止痛针，捂着腰再干，绝不会装装样子，作作摆设，虚晃一枪，然后以各种领导事务为借口打道回府。他的这种踏实劲和死心眼，赢得了职工内心的佩服，包括一些反对他的人（工程三连是场部“文革”派性较严重的单位）。

        指导员不苟言笑，一身正气，原则性极强，不会“豁边”，你无法找到其漏洞。我曾经跟一些知青朋友打趣道：指导员他是完全按毛主席语录办事的人，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非常注意细节和小节，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嘴不馋，手不伸，有时甚至于到了苛刻自己、不近人情之地步。这样的人，似乎应该在教科书上才能出现，但他却在我的身边活生生的出现了。在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再也没有碰见过像他这样的干部。大概这就叫用特殊材料铸成的人。从指导员身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当时那么弱小，几乎是游兵散勇般，竟会逐渐发展壮大横扫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并夺取全国政权。这样的干部，现在已凤毛麟角，很难找到了。所以指导员的经历，他的人格的魅力及光芒在当今越发显得珍贵。

        和指导员不同的是，李连长则是完全另一种类型，李连长极具魄力和魅力，放得下，拿得起，机动灵活，不苛刻自己，处处散发着天性，可谓性情中人。说来也怪，他俩性格差异如此之大，且都是有能力非常强势的人，却合作得张驰有度、天衣无缝，堪称一绝。我在他们身边跟了那么几年，从未见他俩互不服气或有呕气拆台之举，包容互补，相得益彰，显现出他俩过人的涵养。记得有一次领导班子要开会，已是晚上七点多了，指导员到处找连长，不见影踪，指导员问我:“连长呢？”他挺焦急，因为约定开会时间早已过了，他又是一个守时的人。我答应去找连长，后来在西边一排家属房（张学会家），我找到了连长，赵副连长也在，还有何福兴（上海知青，时任副排长）。原来他们在玩打麻将，且玩兴正浓，忘了时间。经我一说，连长才赶紧去参加会议。上世纪70年代初，麻将绝对是稀罕物，一般人见都没见过，当时的政治氛围，玩麻将不是个好名声，我也不知道连长、老赵他们从那儿搞来这玩意，现在想想也是个谜。从中亦可看出连长指导员截然不同的个性，指导员绝对不会去玩这个。

        返城后我也学会了麻将，一段时间内也是个超级麻迷，达到爱不释手程度，近几年才慢慢冷却不少。在我看来，麻将是中国真正的国粹，在海外，包括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京剧等，在近代尤其民国时期，麻将成为官僚、太太、文人墨客之最爱。好像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只有麻将才能忘记读书。可见麻将之魅力。作为娱乐，作为竞技项目，麻将充满变数和哲理，玩麻将如同做人，每个人都有需要的牌拿在别人手里，每个人手里也都有别人需要的牌。

        和李连长一样，指导员也是个“抗上”的人，他讨厌溜须拍马，看不起唯唯诺诺，两个人在这方面简直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很长的时间段里，二十一连和分场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常微妙和尴尬状态。受他俩影响，我们这些连部工作人员总觉得和分场不太贴心，我们到分场各业务部门办事，表面上客客气气，但不会深入交流，更不会互交朋友。我又是个极清高的人，到营部看见营长、教导员时，能回避则回避，回避不了打个招呼就完事，不会去讨近乎。现在细想起来，我在二分场十年，职务一直原地踏步（会计兼文书）也没让我上学离开或调离连队，跟上述这些背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分场有些主要领导的潜意识里，我是李国忠、孙荣的嫡系部队和心腹，因而另眼相看。但实际上，我是个没有大志的人，我挺会满足现状，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有失必有得，上帝为你关上了这道门，他也一定为你开好了一扇窗。

        宴会上气氛越来越浓烈。指导员深情地回忆起2002年夏天到北京、天津、上海、宁波与各地知青相聚的动人故事，他没有想到知青们对他们这些老领导如此情深谊长，令他感动。所以他这次一定要在管局好好招待我们知青，以尽地主之谊。谈到他和知青间的友情，我不能不提到他和宁波知青戈培莉夫妇（戈的爱人刘列义，上海人，戈的复旦大学外语系同学）间特别的友谊。指导员是一个严谨的人，他和老职工，知青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关系，极少涉及个人来往，但戈培莉却是例外。戈培莉是二十一连西大洼上的首任小卖部代销员，在这个并不显眼的岗位上，她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很早就入了党，并于1972年4月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外贸局工作，事业有成。但她一直忘不了北大荒艰苦岁月对她的磨砺，更忘不了老干部、老职工对她的关心和培养。在连队的时候，她和机务排小车司机赵志宏夫妇关系非常不错。她和朱美华（上海知青）是一对好姐妹，经常上赵家玩，而赵家和指导员家是邻居，久而久之，她俩也经常上指导员家玩了。指导员的妻子是个和善瘦弱的女人，我们都叫她“老病号”，她不上班，是纯粹的家庭妇女。戈培莉、朱美华和“老病号”很讲得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上海工作以后，戈培莉夫妇和赵、孙二家一直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总要送上问候，并时不时寄上节日礼物。2002年，指导员到上海，戈培莉夫妇盛情接待，宾馆住宿费、回程机票等，戈培莉夫妇全包了，可谓重情重义。我们在管局期间，戈培莉夫妇俩还特意到指导员的“新”家去看望，指导员现在独身一人居住在红兴隆老干部敬老院。

        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拉着指导员悄悄地问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放在心里的一个问题：“我那时跟了你五六年，你从未批评过我，连一句重话也没有，为什么啊？”因为这和李国忠连长不同，我和连长同住一个宿舍四年多，建立了特别的友情，融合了很多个人感情和来往，如兄长一般。而指导员更多的是工作上的往来，他又是个极严谨极严格的人。今年初，我看到过黄亚明写的一篇长文《记忆1969》，回忆起他的第一次探亲假风波，受到孙荣指导员严厉批评，并在大会上书面检查。其实指导员也蛮喜欢欣赏他的，从中可见指导员的严格。我是个书生意气的人，自尊心极强，人家以礼待我，尊重我，欣赏我，我会一辈子记着他的好。指导员听了我的问话，笑了：“你做得这样好，我批评你什么啊”指导员这席话使我感动。我一直认为，能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就是你人生很大的成就。在你接触过的一些人里面，在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心中，他们认为你好，他们记挂着你，没忘了你的好，就是你的幸福。他们很看重你，你对他们很重要，这就是你的人生价值体现。

        指导员的大儿子玉森（曾任八五三公用事业局副局长）提议我回去后写一下李连长和他的父亲，我答应了。前些日子李连长的故事终于写好完成了，现在我也终于兑现了对玉森的承诺。

        在北大荒回访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时不时听到一些老朋友诉说，指导员近些年牢骚滿腹，意见多多。这使人不免诧异，细问之下，才知他对现时的有些干部看不上眼，对他们做的一些事无法忍受。在这位教科书式老英雄面前，我们当今的有些干部确实应该汗颜。

        夜幕下的红兴隆，悠闲，宁静，这里已成为昔日北大荒一座正在崛起的新城，指导员和他的儿女们一一和我们握手话别，互致珍重。望着指导员缓缓离去但依然挺拔的背影，令人感慨，也令人起敬。岁月也许会催人老，但有些人的精神却永远不会倒。指导员是我们身边活生生共和国英雄的真实版，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是一个令人充实的特有的时光。我怀念这段时光。他是一生的军人，也是一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