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河农场百姓故事｜父亲，北大荒昨夜的星辰-父辈的旗帜

父亲，北大荒昨夜的星辰

李玲玲

现在常想，父亲当年作为数十万名解放军转业官兵一员，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北大荒时，一定也未曾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这段历史的书写者。而我作为他的后代，也直到将近耳顺之年，再回头看，才恍悟父辈们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看似平凡的、夜以继日地劳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此伟岸而壮丽。转眼60年过去，此篇小文权且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希望能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增添几笔微小的、却真实的注脚。

1930年1月，我父亲李松波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市田庄镇南坦坡村。1947年2月，17岁的父亲参军入伍，同年6月入党。历经11年军旅生涯，父亲在战火的洗礼中从少年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可以担负历史使命的青年党员。

1958年初，我的父亲怀着满腔热血响应国家号召，带着战争中嵌在身体里的几块弹皮，先行奔赴开发北大荒的前线。同年麦收时，父亲在缺两根肋骨，脑袋、脚踝遗留的弹皮不时作祟的身体条件下，依然获得“麦收飞刀手”称号，之后又获得“一等跃进奖”。1958年9月中旬，母亲和奶奶从山东出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0月上旬也抵达北大荒，见到了我父亲。

父亲当然深知北大荒的苦，因为他跟初来乍到的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来了，不是写信不让你来了嘛！”连队为父母筹办婚礼，父亲再次跟母亲说不能结婚，因为“这里太苦了，你回去吧，我不能欺骗你”。然而母亲的意志也是坚决的——“来都来了，就结婚吧！”就这样，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举行了简单又庄严的婚礼。从那一刻起，他们把大爱、把青春、把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都献给了北大荒；也是北大荒把我的父母亲紧紧连接在一起，在黑土地上培育了他们的爱情，让他们在大爱里有了自己的小家，把他们培养成可以战天斗地、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

母亲面对冰天雪地和异常艰苦的生活方式开启了她的新婚生活，用娇小的身躯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妈妈说当时的家非常简陋，把草拧拧挂上泥巴，东北天寒地冻时只能靠房子里多烧火。有一次隔壁邻居家烧火，把草墙烧着了，大火呼呼地窜了起来，妈妈拎着两木桶水就爬上房子救火，事后连妈妈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

1959年我家搬到了现在的饶河县城居住，那时吃水要去井里跳水，妈妈怀孕后，寒冬腊月晚上下了班还要挺着快要生产的大肚子去挑水，井台结满厚厚的冰，就连辘轳把儿上也结了冰，好不容易摇上来水，挑着没走几步就会摔到，水也洒出大半桶，只好返回去重新打水……即使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妈妈回忆起这些依旧颇多感慨，可见那段艰苦岁月在她心中的烙印有多深。

而婚后的父亲，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热忱全都毫无怨言地奉献给了工作。

1960年的正月初五，我在饶河县小南山脚下的房子里出生了，时任铁道兵农垦局859农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的父亲过完年就告别待产的母亲去连队蹲点，我出生后他从连队走回来看了看我，连饭都没吃就又走着回蹲点的连队。出生40多天后我病重住院，父亲还是没有在家。妈妈生两个弟弟时，父亲也同样都没有在家。后来，父亲历任859总场机关总支书记、饶河农场常委政治处主任，随着父亲工作职务的变动，能见到他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记得爸爸有一次晚上从王家店回来，第二天一早要回工作队，我和弟弟都没有和爸爸亲热够，非要缠着爸爸带我们一起去，最后爸爸让步了，真的带我和弟弟去了王家店，把我俩放到他的住处就去工作了。两天后我和弟弟感觉食堂的饭实在不爱吃，一早趁爸爸上班去了，我就自作主张带着弟弟往回走，路上还闹了个乌龙，走到一座桥头时看到有“狼尾巴”摇啊摇，我们就不敢往前走，等了好久，“狼”也不跑掉，我和弟弟壮着胆上了桥，走到有“狼尾巴”的地方一看，原来是粗大的芦苇。记得弟弟当时只有三、四岁的样子，走呀走呀就是走不到家，弟弟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我俩就坐下玩一会，直到中午了才走到家。爸爸大概是由于工作忙的缘故，晚上很晚了才回家找我们，妈妈和奶奶故意把我和弟弟藏了起来，作势吓唬一下这位“不管家、不顾孩子的父亲”。

父亲工作忘我，不但顾不上孩子们，忘记下班时间也是家常便饭，家人通常会打发我去叫父亲回家吃饭。我第一次去父亲办公室叫他回家吃饭的情景，总是脑海里印象最深的几个场景之一。那天，我跑进机关办公室，走廊很长很长，里面静悄悄的，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走到父亲办公室门口，门并没关严，我透过门缝往里看父亲，他正低头伏案看着文件，右手夹着烟，烟灰很长都弯了。我看他专注投入，于是只轻轻叫了一声“爸爸”，声音虽小，父亲还是吓了一跳，烟灰掉下来，撒在了文件上，父亲用手去弹落下的烟灰，还在燃着的旱烟烧到了他夹烟的手指。我愣愣地看着爸爸，感觉自己好像犯了错误，心里有些不安。父亲一边收拾，一边看着我问：“你来干什么？”我赶紧说：“奶奶叫我来的，叫你回家吃饭。”父亲好像这才醒悟过来，摸摸我的头，锁好门，说：“走，回去吃饭！”。我跟在父亲后面往家走，心里默默地想，父亲刚才没有怪我，大概我没有犯错误吧。这样想着，我就高兴起来，快步跑到父亲的前面去，到家开门赶紧大声吆喝：“爸爸回来啦！”

童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样忙，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懂了些父亲的忙碌和辛苦，时至今日再细细回忆，更加理解了父亲的不易，而比这份理解还要多的，是对父亲的敬佩。父亲在职时，大多时间担任组织部科长、部长、政治处主任、副主任和常委，兼任共青团书记，还担任过纪委副书记和场史办主任等工作，这种性质的工作不但对政治理论素养要求高，需要不断学习进步，而且对为人处事的艺术要求也高，用现在的话说，非常考验“情商”。依稀记得，每次国家中央有什么新动向、新精神，父亲都要自己先学习领会，时常外出开会学习，将新知识和会议精神融会贯通后，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作、宣讲、布置工作。后来听身边的长辈们闲谈，多评价父亲的讲话、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非常精彩，以至于被誉为红兴隆管理局的“李铁嘴”。然而就是这样一张“铁嘴”，也有词穷的时候。父亲最艰难的工作是处理意外事故，且有伤亡的时候。面对伤亡、面对他们的父母家人，父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赔礼道歉，尽全力想方设法地为他们争取最大利益。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本来就拖着一身伤病工作的瘦弱的父亲，都会又消瘦许多。很多时候，父亲回家后也依然沉浸在工作的情绪中，看着他嘴上的燎泡一茬结痂一茬又冒出来，愁眉不展，疲惫不堪的状态，全家人都会自觉的小心翼翼，不出声音，尽量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但大多数时候，父亲只是闷头抽烟，绞尽脑汁地考虑解决困境的办法，用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形容父亲的工作状态，毫不为过。

不过，这样一位在工作上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父亲，其实同时也是个重感情、懂浪漫又有品味的爸爸和丈夫。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父亲出差。每次父亲出差回来，大都会带回点好看又好吃的糖果之类的小玩意，因此父亲一出差，我们过几天就会去问妈妈爸爸啥时候能回来。记得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条白底带着玫瑰紫色小苹果图案的连衣裙（那个时候叫布拉吉），我特别喜欢这条条裙子，50多年过去了仍然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还给弟弟买了海军领的白色短裤套装，给妈妈买的布鞋不仅样子新颖，大小也合适。如此这般的时刻虽然不多，却尤为珍贵，因为这样的记忆，我才能更真实地触摸到父亲心底的柔软和细腻，而父亲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闪闪发光的印记，成为我开始认识外面世界的星星之火。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白天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游街，晚上回家也不出声。父亲在战场上受过伤的腰背可以通过热敷来缓解，但让炮弹皮擦伤过的肺部却禁不住这样的折腾，整宿咳嗽不止，奶奶就用醋蒸油条给父亲吃。那时候油条算是好东西，我们孩子也想吃，但奶奶说是给父亲治病的，我就咽着口水走开，一会儿忍不住又走回来，父亲看我这样，就给了我一块让我尝尝，好酸好酸，但心里是难得的满足。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晚上也不能回家了，全家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等消息，母亲和奶奶商量以送饭为理由去看看父亲，可没过多久母亲就提着饭回来了，说看管的人不让进，没有见到。后来很晚了，母亲又以送旱烟沫子为由去看望父亲，好像还带了包烟给看管，才终于得以见上一面。母亲悄悄和父亲说些宽慰的话，说家人们都相信他没问题，孩子们都在家等着他回去，内心却时刻都担心着父亲，怕他一时想不开。在那些乱云飞渡的日子里，父亲白天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自己敲着破水桶、自己喊着“打倒李松波”，游街、挨批斗、甚至挨揍；晚上被关在黑屋子里，受审写检查，日复一日。记得奶奶白天让我上街去看看游街的有没有父亲，只要有父亲，就证明他还活着，就证明奶奶还有儿子、我们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丈夫。随着“斗争”的白热化，我们家人和孩子也都受到牵连，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奶奶让我去买小米，回来的路上遇到造反派家的孩子，揪着我就打，辫子被扯散了，米袋子也被撕破了，但我一声不吭，在他们的嘲笑声中默默捡起米袋子回家。现在想想，还是不知当时自己为何没哭，可能是吓坏了吧。

再往后，父亲去了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拖着战场上炸断了两根肋骨、脑袋和脚踝还嵌着弹皮的身体，父亲用他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挺过了那段阴霾密布的日子。

随着国家1968年6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饶河农场更名为第2军第三师二十二团。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饶河县一级备战。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又有了工作，持着单位发的木棒和边防军一起巡逻在边境上，保卫国土。1969年底，父亲上山新建二十二团团部，我们家仍住在饶河县城小俱乐部后面，妈妈还是在商店工作。1970年，全家人随父亲搬到了山上（现在的饶河农场场部），住的是冬天用推土机推起冻土盖的地窨子，墙上没有窗户，天棚上有个天窗。父亲那时是常委工作是一如既往地特别忙，平常很少回家。记得有一次，父亲难得休个星期天，家里却没有柴火烧了，父亲拿上大锯带着我去山上伐木，山上的雪结了一层硬壳，我一脚踩下去，大雪没到我的大腿。那天伐木回家，父亲对刚下班的母亲（母亲当时在银行营业所上班，周日也不休息）说姑娘能伐木了，正在脱冻得钢硬的棉鞋的我，一听父亲的话可自豪啦，苦和累瞬间都没了。现在想想，那时才10岁的我哪能帮上什么忙，也就是扶扶锯，其实就是父亲自己在伐木，但父亲的肯定，让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关注和爱。天气逐渐转暖，冻土垒起的地窖子墙面开始融化，今天这里透亮了，我和母亲就和点泥巴堵堵，明天那里透亮了，再和点泥巴堵堵。一遇到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了，屋里还滴滴答答。因为一直住在这种湿冷的环境中，关节炎等大大小小的慢性病都找了上来，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全家没有人把抱怨挂在嘴边，我想，我要强的性格也与这些经历和父亲带给我的影响有着莫大的关系。

随着年纪渐长，和战争年代留下的伤残旧疾影响，再加上家庭的变故，父亲体质越来越差，咳嗽也越来越严重。考虑到山东气候好一些，回老家的事宜被提上日程。1985年，我已经在农场参加工作，妈妈因没到退休年龄也还在农场银行上班，离休的爸爸决定带着年事已高的奶奶和上学的弟弟，先行回到山东老家平度。

父亲的退休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回山东后，弟弟上初中学习紧张，奶奶在东北摔坏了腿一直没有康复，照顾一老一小日常起居的重担全都落在父亲一人身上。这对从前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未接触过柴米油盐家务琐事的父亲来说，可谓是充满挑战的全新战场。当时的平度城是没有超市的，百货商场不卖肉、蛋、粮油和蔬菜，粮油还是由粮站供应，肉蛋菜及其它副食品都是在自由市场买。自由市场是可以讲价的，父亲哪里会这一套，就算他知道可以讲价，也不好意思去讨价还价，所以他买的菜相对都会贵一点。

86年7月，我和丈夫调回平度。在火车上我就做好了打算，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做顿可口的饭菜。7月9号半上午，我到了家，一进院子，父亲用像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迎接我。寒暄过后，我说：“爸今天中午你想吃什么，我做饭。”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连说说不用不用，菜他都准备好了，“等会儿你尝尝爸爸的手艺”。经过一年的磨炼，从前油烟不沾的父亲竟然有了拿手菜，午饭做了六个菜，竟然还有红烧肉和干炒茄子丁。我当时又惊讶又惊喜，赶紧动筷子品尝，一尝就再也放不下筷子了。父亲一直在看着我的反应，笑得合不拢嘴地问道怎么样？我含着满口菜赶紧说好吃好吃。从此，红烧肉和干炒茄子丁就成了老爸的拿手菜。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想回去帮忙的我，意外怀孕了，害口挑食得厉害，这给本来就在照顾奶奶和弟弟的父亲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为了让我吃好，父亲学做大饼子，跑各个粮站买高粱米……直到10月份妈妈提前退休回来，爸爸才算舒了口气。

87年6月，我的女儿出生了，94年，弟弟也有了女儿。爸爸妈妈的日子更忙碌了，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带孩子，更是我们子女的坚强后盾。父母的言传身教已深深的印在了我们的骨子里，曾不懂父亲为何在工作上如此忘我劳碌的我，也不知不觉越来越向父亲的风格靠拢，在单位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简单、忙碌、快乐的日子里，父亲每天必看的就是新闻联播和自己订的报纸，一直保持着一名老党员干部对国事家事发自内心的关注和思考。因为父亲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先后有好几个单位聘请父亲去讲课，但父亲都婉言谢绝了，只有平度青少年教育基地的邀请父亲欣然受命，给孩子们讲课，为培养祖国的未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时间一晃到了99年。春节刚过，一个惊天霹雳把我们家炸懵了，父亲被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一拿到诊断证明，我们马上带父亲去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会诊检查。医生说癌长在了肺动脉的血管上，已经扩散，无法进行手术。在父亲住院的日子里，家人不忍心告诉他真实病情，一直都只说还是肺和气管的老毛病。我最担心的是癌症扩散后给父亲带来无法忍受的痛疼，好在可能是天意吧，父亲在病程的后期没有疼痛。

1999年5月19日，操劳一生、要强一生的父亲安详地去了天堂。北大荒是父亲这一生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地方，甚至多于他的妻儿父母；北大荒也没有辜负父亲，这片土地不仅成就了父亲的荣誉，也重塑了他的意志品质，让他从一名战士，成长为能担负起国家历史使命的党员干部，也成长为能支撑起全家生活起居的丈夫、父亲。

父亲走后，我时常会想当时对治疗方案的采纳有无对错，总在想是不是这样或那样治疗会更好一些，或者是不是应该直接不住院，带他去想去的地方，走完最后的人生……然而无论如何设想，斯人已逝，生者如斯。这绵长的回忆，让我更加珍惜现在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