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宏图：邓小平走进这片田野

　　在雁窝岛，我们接受了一次北大荒精神的洗礼。为感受北大荒的物质力量，我们奔向被称为“天下第一场”的友谊农场。与８５３农场同属红兴隆农垦分局的“友谊”并不遥远。走出三江大湿地，便爬上了锅盔山的余脉，山下那被纵横交错的林带环抱着如绿锦一样的大地，就是友谊农场了。

　　一走进钻天杨搭起的绿色长廊，我们这一行的“向导”——农垦总局的文联主席张佑臣就兴奋得像个春游的孩子，“友谊”是他的老家，这个山东移民的后代，就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在生产队当农工时，因为写了一篇标题新颖的小稿被调到场部搞新闻，从基层的通讯员一直干到农垦日报的总编，又因为多才多艺，当了北大荒文坛的头人。他动情地说：“这路边有我栽的树，你看都高耸入云了！”

　　我总问他为什么友谊农场被称为“天下第一场”，他说是因为地大，１８８８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和新加坡面积的总和，其中耕地１５０万亩。这么大规模的农场，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最大的。他说，“友谊”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大，最重要的这片土地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验场，是世界农业机械“谁是天下英雄”的比武场，更是中国农垦英雄开天辟地的舞台。我想，“友谊”的大，还因为她的包容天下为我用的宽大胸怀，而这种大是对小农经济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自艾自怜的一种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就是从小走向大的。

　　夜幕下的“友谊”市景繁华、灯光璀璨、人流如织，这是垦区唯一场县合一的地方，场部便是县城，居民多数为农场职工。我们走到了“友谊”场部前，朝南的是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与其对面环立着的四座红色的小楼围成了一个广场，花坛的正中耸立着毛主席的雕像。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表达了要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的愿望。在中国五年大庆时，苏联领导人又在天安门城楼上热情地向毛主席表达了这个意向，毛主席笑着点了头，他知道建设机械化的大农场是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最好办法。老大哥的情意我们要领。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２日，苏联政府代表团正式向中国政府发来建设大型谷物农场的方案：“特请你们接受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的，为组织拥有两万公顷（３０万亩）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须的机器和设备”。当天毛主席复电，对苏联政府和人民的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指示：“这个国营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的宝贵经验。”１２月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周总理提出友谊农场的任务是：“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会议决定任命黑龙江省农业厅长王操犁为场长。在共和国的建设初期，我们是需要老师的，那是这个新生国家的“学生时代”。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毕竟比我们先走了一步。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流农业科学家，还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农场管理者，退休的总局副局长朱文熹回忆，当时派到十一队当顾问的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乌克兰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斯丹考，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真心帮助我们。

　　在茫茫的雪原上大梦沉沉的集贤县兴隆镇，突然被隆隆汽车声震醒了，一帮穿着皮大衣的“老毛子”（俗称苏联朋友）和穿着棉大衣的中国人，开入小镇，住进了破仓库和茅草房，然后又扛着杆子，背着仪器，走进风雪呼号的荒原。他们在雪原上插上了一行行的小红旗。

　　接着一批批穿着黑色干部服的年轻人和戴眼镜的大姑娘小伙子，也来到了荒原，住进了帐篷和临时搭起的草房里。听说，那些穿干部服的多数人当过“县太爷”，是来当农场的生产队长的。这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向往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新农村，他们真的想在这里大干一番。那些戴眼镜的人都是念过大书的专家，还有从国外和北京来的大学生，苏联年轻人投身新生活的热情，也让他们激情燃烧。那年的雪特别大，除夕之夜刮起了昏天黑地的“大烟炮”，帐篷里传出了《勘探队员之歌》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就在现在的场部不远处的一片荒地上，王操犁场长庄重地把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并宣布友谊农场成立！

　　这时，与先遣队一起进入这片荒原的我们的同行（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国青年报、黑龙江日报的记者）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最大的粮食工厂正在荒原上崛起”、“中国农业鞍钢在北大荒开建”。可尊敬的《黑龙江日报》的前辈这样报道这里的工作：“专家们在雪雾蒙蒙和严寒天气里勘测是这样的艰苦，从勘测镜里寻找在寒风中摇摆的测旗，眼睛被寒风吹出了热泪，很快在睫毛上结成了一串冰珠。脸被冻白了，手被冻僵了，做记录的笔顺手掉在雪地里。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他们刨开冻土，光着手一层层地剥取土样。手里拿着铁器就像针扎一样疼，稍有不慎，就会粘一层皮下来，疼痛钻心呀！”

　　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在穿黑干部服的队伍中有一个“年青的老革命”，他叫王正林。他在北京读中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为南下抗日，他孤身泅过永定河。在武汉与抗战宣传队的进步女学生肖寒相识相爱，他们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又一起到新四军办《拂晓报》。抗战胜利后，他们抱着一岁的女儿进军东北。他２７岁就担任了县委书记。１９５４年冬天，刚刚担任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他又投身建设友谊农场的新战斗。他被任命为友谊农场副场长兼总农艺师。那时他的妻子正在中央学校学习，他把四个女儿放到哈尔滨，就赶到了风雪弥漫的兴隆镇。为支持他的工作，肖寒后来也调到农场担任场党委副书记。从此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东北的土改中，他们就恋上这片黑土地，他对妻子说过，要干大农业，就在黑龙江！在和苏联专家一起规划农场时，他提出要预留一块做墓地，老大哥摊手耸肩，不解其意。他说：“人总要死的，将来我死了就把骨头埋在自己开发的土地里。”他还写了保证书。那年他只有３６岁。２５年后，这位为中国农业农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战士真的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朦胧的夜色中，我们穿过扭秧歌和做健美操的人群，走进了友谊县的人民公园，在松柏丛中，我们找到了王正林朴素的墓碑，那是农场干部职工自愿集资修筑的。在他的雕像前，还摆着鲜花。张佑臣主席说，在“友谊”的职工中，王正林的威信很高，建设农场的初期，他亲自领着垦荒队足足干了两年，开出４０多万亩土地，比计划多开了１０多万亩。他在友谊工作六年里，就是后来他当了场长，大多数时间都在生产队和地头转。“友谊”太大了，他总觉跑不过来，孩子们现在还记得爸爸的脚上总是那双沾着泥巴的农田鞋。下基层有时住办公室，就睡在椅子上。有时住职工宿舍，就钻进上夜班工人的被窝。到了生产队，他总要抽空和职工一起干活，翻粮、灌袋、码垛、锄草、排水，赶上啥他干啥。１９６３年他担任了东北农场总局的局长，文革中备受摧残。１９７６年，省农场总局成立时，已经在省里担任要职的他，又主动要求回垦区“重整旧山河”，他把家又从哈尔滨搬到了“伤心地”佳木斯，他对肖寒说，干农垦是我的本行，我还没干够。１９８０年组织安排他到广州疗养，可他又抽时间跑了南方好几省，搞建设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调查，赶不上火车坐汽车，没有卧铺就坐硬席。为写这份调查报告他昏倒在办公桌前，手里还握着笔。他逝世时，才６１岁。北大荒人说，王局长是为垦区的发展累死的。

　　我们离开公园时，门口的广场上几十人围在一起唱《南泥湾》，那歌声在公园上空久久回荡，唱歌的人大多都白发苍苍，大概许多人是王正林的荒友。听着他们的歌声，我的心里不禁一热，从南泥湾走到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农场，有多少人倒在了路上！他们是这条伟大的路上的铺路石啊！

　　第二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几位王正林的老战友。７９岁的刘焕高说，我是１９５５年春天来的，我是王岗省农技校的毕业生，那一批共来１４２５个人，都是学农技的中专生，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都当上拖拉机手，那拖拉机是苏联出产的最新式的，还有康拜因收割机和种管收的全套农业机械，共有２１７８台（套），可以装备１２个机械化生产队，耕种３０万亩土地。机器设备都运到了福利屯火车站，老大哥真热情周到，连电话机、电影放映机和宿营车都送来了。当地许多农民坐着马车去看热闹，不太相信这些铁家伙能种地。１９５２年５月２日，在农场一分场二队举行开犁仪式时，附近的农民都赶到了地头，看着９台拖拉机拖着大犁并进，后面翻滚起黑土的波浪，大家都欢呼起来。

　　从５９７农场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刘老说，当时友谊集中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技人才，如朱文熹原来是辽宁省拖拉机站的科长、马连相当年在太行山根据地和美国人韩丁学开拖拉机的，还有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农场通北的场长周光亚等，他们都安排到分场当领导。他们刻苦向送上门的先生学习，又在这片土地进行多年的实践，后来都成了中国的农技专家和农垦事业的领导骨干。

　　７５岁的孙淑瑗大姐给我们讲了女战友的故事，她来场时还是个１８岁的漂亮的哈尔滨姑娘，是从省农业厅调来当俄文打字员的。她说，我还是李特特的兼职中文翻译，她也大不了我几岁，是抱着才几个月的小孩子来场的，她从小在苏联长大，中文不太好，毕业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回国后在北京的华北农科所工作。听说苏联要援建友谊农场，这个最年轻的中国专家不请自到了，她的父母李富春副总理和蔡畅大姐支持她到北大荒创业，但要她把孩子留在北京。可她还是坚持自己带孩子，王操犁场长想送她回去，但看她态度坚决，又是学农业的，俄语又好，就把她留下了，特意为她在哈尔滨找了一个小保姆。李特特性格爽朗，爱唱歌，《喀秋莎》是她最喜欢的歌。本来让她留在场部，她却跑到了五分场当技术员。大开荒刚开始，条件特别艰苦，她带着孩子和小保姆挤进了拖拉机手在作业点的临时茅草房。荒原最可怕的是成群的蚊子，一般大人都受不了，孩子被咬得浑身起疙瘩，疼得哇哇叫，特特心疼得跟着孩子一起哭。有多少个夜晚，她都坐在孩子的床头为他赶蚊子。早上小保姆醒了，接她的班，她照样下地干活。当时她建设了一个试验站，为开荒和种地帮了大忙。为了方便工作，她强行给孩子断奶，用苞米糊糊和菜汁为他充饥。孩子消化不好又拉肚了，她又学来偏方，把馒头片在炉子上烤焦，再碾成粉拌成浆糊喂孩子。那小子还真好了。后来他成了开荒点的小宝贝，拖拉机手们都抢着抱他玩，有什么好吃的先给他送来，还抓了个小狍子崽儿陪他玩。到了丰收的秋天，特特抱着自己的小娃娃从大豆堆上滚下来，孩子笑，大家跟着笑。《喀秋莎》的歌声又不离她的嘴了。一晃两年过去了，孩子大了，也结实了，开始蹒跚学步了。可特特要抱着他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要建立原子能试验室，这是她在苏联学过的专业，为了大局，她不走不行了，临走前她写完了试验站的工作总结，还提出了下一部的工作设想。她是流着泪走的，我们都哭了，真的舍不得她走。

　　更舍不得李特特走的，是场部的领导和苏联专家，这个可爱的姑娘是连结他们的纽带，因为她有语言和专业的优势，还因为她的热情和善解人意。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同，专家和“友谊”人亲如战友，而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又形同水火。总场顾问尼科连科是个急性子，开荒的动员会已开过了，他看到五分场的干部还在帐篷里开会，他要王操犁下命令：全部搬到开荒点去！王场长对他解释说，荒地还没开化到能开荒的程度，再说荒地里太冷没法过夜。王操犁说得慢条斯理，尼科连科发火了：“我要你们的农业部撤了你的职！”后来还是按着王场长的意见办了，由于准备充分，上去一个多月就开出１９５００亩，大大超过了苏联同行的开荒速度。中共中央还发了了贺电，老尼高兴地拥抱了王场长：“你干得很漂亮！”翻译把我们的场长“胸有成竹”翻译成“他肚子里长了竹子”，经过李特特的解释，老尼哈哈大笑起来。别看苏联专家对中国同志要求很严，可每到周未他们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到福利屯去喝酒跳舞，中国人很看不惯。李特特说，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帮助我们，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后来场里专门给他们盖了四栋专家楼，每到周未为他们准备舞会。

　　尽管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但两年以后他们还是挥泪而别了，因为苏联政府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他们走的第二年，春雪偏大又连降大雨，友谊的职工挖沟排涝，保证了及时播种，当年又夺丰收。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利用现有的设备和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又不断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着“大农业、大农技、大规模、大效益”的“全国第一”的地位。“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近几年也有俄罗斯的专家来友谊参观，他们惊叹：“你们的机械化水平已远远超过我们了！”“友谊”人说，我们不能忘记你们的帮助。他们又复建了中苏友谊纪念塔，那也是友谊县的一大景观。

　　北大荒的冬季漫长，但春天来的并不晚。友谊农场和整个垦区机械化的又一次腾飞是因为乘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组织这次冲锋的也是一位军人，他抗战时入伍，打过老蒋，也抗美援朝过了江，因办军队农场有功被王震发现，１９６４年已经当上了军后勤部政委的他，被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当政治部主任。文革中因拒绝参加造反派的“三结合”的革委会，备受折磨。重病的妻子死在汤原县的小医院里，他和两个农民把她草草掩埋在荒郊后，又回到佳木斯接受批斗……１９７７年夏天，已经担任省农场总局主要领导的他——已经两鬓染霜的赵清景出现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先进国家农机设备博览会”，他是领着各分局的领导来开眼界的。琳琅满目的各种高性能的农技产品，让他们大为震惊，他对大家说：“过去我们总说垦区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现在一看我们的农技设备比人家落后了半个世纪。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闭关自守了。只有一条路，迎头赶上！”

　　说干就干，他们回来和已经担任总局副局长的友谊的老场长王正林一商量，准备在友谊的五分场二队搞一个全套美国设备的试点。他们的意见得到局党委和农垦部的支持，并特批外汇数百万美元，很快美国迪尔和凡尔蒙公司的６２台套设备把二队武装成世界一流的农业生产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发表了新华社老记者李普发自黑龙江的报道：“现代化农业初显神通，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夺得大丰收，２０人种１１０００亩土地，平均每人产粮２０万斤。”《人民日报》发表按语：“这个农业机械化试点的成功，是党中央决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一个试验的初步胜利。它对于我国逐步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为我国农业高速发展带来了可喜消息。”

　　一时间全国哗然，赞扬的肯定的说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报春花”，质疑的否定的说是“错误路线的产物”，“用钱买来的现代化得不偿失的”，说得还有更难听的，“当年老美的飞机大炮没打进来，现在用拖拉机推开中国大门了！”

　　这时真有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走进了中国，走进了友谊农场的五分场二队，接待他的是当年在太行山解放区的和他学会开拖拉机的学生，现在红兴隆农管局的副书记兼副局长的马连相，他是这次现代化试验的组织者。韩丁对学生说，你们当年引进的苏联的设备，现在已经是落后的东西了，是加拿大１９００年的设备，２０年代传到美国，后来传到苏联，苏联又传到你们这里。不能用３０年代的设备再干７０年代的活了！他在二队手把手地教中国工人怎样使用美国机械，他在农场讲演，告诉我们如何建设比他在美国的农场还好的现代化的农场。他对马连相说，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他还直率地批评我们体制上、经营上的弊病。朋友的苦口良言，为我们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赵清景和他的同事们一鼓作气，实现了中国农垦现代的“三级跳”——１９７８年使用外汇在３万亩的五分场进行现代化试点；１９８０年又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创建了３０万亩的现代化的洪河农场；１９８３年又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建设了３００万亩的二道河、鸭绿河两个现代农场。

　　一时间，北大荒举世瞩目，几十万人涌进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落——五分场二队。他们要看一看，农业的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路子对不对。

　　这时有一位老人也走进这片田野。

　　１９８３年８月７日，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邓小平同志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李立安、省农场总党委书记兼局长赵清景的陪同下乘专列驶进友谊火车站，然后又换乘农场的大客车，沿着田间林荫道，向五分场二队奔去。路上，小平同志问起农场的发展情况，赵清景一一回答，最后说道：“３０年来，这个农场搞了两次技术引进，早年引进苏联机械，这次引进的是美国的机械，两次引进，都对垦区的机械化作出了贡献。”

　　小平同志听了，赞同地点了点头，又问：“整个垦区还能开多少荒？”

　　赵清景回答：“治理后，还能开垦耕地１０００万亩，使垦区耕地达到４０００万亩。９０年代后期，争取亩产粮豆４００斤左右，总产可达成１５０亿斤，可上交国家商品粮１００亿斤。”

　　路上，小平同志还说，垦区要建设好商品粮基地，还要大力发展畜牧业；要下决心繁育良种；要抓好领导班子年轻化。

　　半个多小时后，邓小平走下大客车，走进五分场二队的土地。他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穿着白府绸的短袖衬衫。老人向站在地头欢迎他的职工招手。接着他和大家一起观看现场的机械作业。正是麦收的季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色的田原上，从美国引进的大马力的机械轰隆隆地割倒小麦，然后再拾禾、脱粒、装车……年轻的工人把收割的麦地再翻过来，耙平、镇压、播种。看着机械动作敏捷，机身像变形金刚一样伸缩自如，小平同志乐了。这时一架农用飞机在农田上掠过，机翼几乎擦过防护林的树梢，机尾拖着一条长长的雾带。它们进行的是追施微量元素肥的表演。小平凝神观看，赞许地频频点头。老人笑得是那样自然。

　　这之后，小平同志就在田野里会见场里的职工代表队，还和大家合影留念。他恋恋不舍和大家挥手告别，正是阳光灿烂时。车渐渐地消逝在路的远方，人们放眼望去，迟迟不肯离去。

　　后来有人说，小平同志在深圳画了一个圈，确定中国城市改革的方向。小平同志在“友谊”的土地上点了一个头，肯定了中国农业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现在我们也站在当年小平同志光顾的这片土地，稻菽如浪翻滚，稻香芬芳扑面。管理区的一位技术员说，这片地水稻的亩产不会低于１２００斤。在过去的３１年里，五分场二队的每个农业工人年产粮已达到年产２５万公斤，劳动生产率为全国农业之首，在世界也是先进水平。在他们的示范下，今天的北大荒职工人均年生产粮食突破６５０００斤，创造全国农业最高生产率，相当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水平。    

　　北大荒人用机械化的利剑撕破了小农经济的旧网，从当小学生开始，追逐世界上最先进水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终于为一个落后农业国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闯出一条新路。北大荒的农业机械化为整个中国的农业现化安上引擎，他们的实践还可以告诉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化的实施，完全可以使一个农业大国、穷国变为农业大国和强国。

　　我们又参观了二队的农机停放场，上百台世界最先进的农机设备陈列在遮阳篷里，其规模肯定超过三十年前在北京举办的那次世界农机博览会。因为这里陈列着有刚从美国凯斯公司购进的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大型精准农业和保护性耕作的技术设备。二队又担负“精准农业”的试点任务，这是全世界农业的顶尖技术。

　　更让我们振奋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农技博览中心正在友谊城建设。如国际机场一样的透明骨架已经隆起，现场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园林建设。不愧“天下第一场”，北大荒人的大气魄当惊世界殊。

　　在离开友谊的路上，我问在这个农场长大的张佑臣主席：“周总理让你们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友谊’还出了多少人才？”他笑答：“大概有４０００多人，多数是农机专家和农垦事业的领导干部，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场还走出两个管农业的副省长呢！一位是第一任场长王操犁，再一位就是吕维峰了，他的父亲是转业军官，是个特别能干的生产队长，后来当过分场场长。”作为知情人，他还给讲了吕副省长少年时代的故事，他从小在农场长大，勤奋好学，能吃苦，又仁义。中学毕业后在分场当通讯员，３０多里的路每天跑一个来回，腿勤，人特别机灵。那时问起１０个分场的通讯员将来干什么，９个说开汽车，只有一个吕维峰说考大学。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他和知青大哥大姐一起去参考，结果考上八一农大财务专业，毕业分到总局财务处工作，一步步走上了总局党委书记的岗位，后来又当上了副省长。上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知识助推他当上领导想大事。为了实现垦区效益最大化，他提出大农机推进大农业的思路，同时全力推进产业化建设，组建了乳业、油业、米业、面业、肉业、麦业、药业、种业、薯业等龙头企业，彰显了北大荒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真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北大荒人的心像北大荒的田野一样宽一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