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建三江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三江环绕和七河贯通,把抚远三角洲变成一片汪洋的水泽。河道坡降只有万分之一,想排也排不出去。“别拉洪”满语为“大水漫地”,而以它命名的这条大河流经10个农场,使200万亩的耕地成了涝洼地。而曲折如飘带的挠力河、七星河、浓江河、鸭绿河,一到雨季也从淑女变成了妖女,冲毁堤坝,吞没金黄色的麦田,让十几万人一年的辛苦倾刻化为乌有。最惨的是1991年和1992年连遭涝灾,这两年的损失相当于30年来国家给建三江的全部投资,等于一万台新出产的拖拉机被水冲走了。
就在这个关头,老农垦刘文举走上局长的领导岗位。1956年早春从佳木斯农校毕业的他背着一套行李和几本书,从佳木斯乘火车出发,在一个叫双山的小站下车,开始了他的农垦生涯;30年后的1976年,他带着一双儿女和一汽车的家当,又从双山回到了佳木斯,当上了新恢复的农场总局的副局长。在九三分局的那些年月里,从生产队的技术员干起,当过队长、场长、兵团五师管农业的副师长。他拼命为之奋斗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要让黑土地多打粮。在当过十年副局长后,他要大展宏图了,却生不逢时遭受大灾。
面对垦区的地图,他满脸忧愁。这么多年,在国家的支持下,他们在水网密布的三江平原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但却经不住连续两年的水灾。现在必须换一个思路了。其实,老局长王强在任时已经大声疾呼:“咱们再也不能在种小麦这一棵树上吊死了!旱路不通走水路,多种水稻,少种小麦!”主管农业的他为垦区制定了一个3年发展水稻100万亩的计划,然而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种水稻没有种小麦那样的机械力量,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农场职工难以接受。现在看来,只能背水一战,不想种也得种了,以稻治涝,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刘文举靠他的真诚和经验,很快统一了全局上下的思想,“以稻治涝”很快从一句石破天惊的口号变成全垦区的“化害为利”的行动。但种什么水稻,用什么方法种稻,他却从一个日本农民那里得到“真经”。1980年7月,76岁的北海道农民藤原长作随日本的一个民间友好组织访问方正县,面对着当地政府为日本开拓团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的骸骨修筑的公墓,他潸然泪下。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侵华战争,但我要把种水稻的技术传授给善良的中国人,以此来向中国人民谢罪。因为他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和他的家乡相似。就这样,他第二年在方正县试种了27.4亩水稻,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还是创造亩产650多斤的好收成,比农民种的水稻每亩多200多斤。因此,这位被日本称为“水稻大王”的藤原长作的“旱育稀植”的方法就在方正县一带推行开来。刘文举的家乡阿城的农民也尝到了甜头。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在垦区推广呢?刘文举想到了他。这时,这出决定垦区命运大戏的另一个主人公该出场了,他就是现在被誉为“北大荒水稻之父”的徐一戎。
这位身高面黑似老农的徐一戎,1937年在奉天农业大学就读时,就迷恋上了水稻。可毕业就失业的他一直到光复之后才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农业部门的工作。为了研究水稻的理想,他又自愿来到莲江口农场。正当他的水稻种植研究初见成效时,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妻离子散的他被遣返回辽宁北镇县,他没有回到生活条件好的老家,而是自愿到一个叫南大荒的地方试种水稻。第二年,他指导的50多个村子种的10万亩水稻亩产提高了124斤。1972年落实政策后,他回到了北大荒,他的心愿是在高纬度的寒带也能种出高产的水稻。经过1000个日日夜夜的风雨,他终于在8亩试验田里,用他选用的“合江19号”创造了亩产千斤的纪录,他研究出的寒地水稻直播技术获农垦部科技成果二等奖。至此已经功成名就的徐老可以坐享其成了。可这时日本农民藤原长作的“旱育稀植”的方法引起他的注意,他跑去一看大开眼界,旱育比水育能增加积温,这正是寒地种稻要解决的问题;而稀植有利于稻秧分蘖,这正是高产要解决的关健。他对刘文举说:“我的直播打破了北大荒水稻不能高产的定式,但要想大面积高产就得学藤原的旱育稀植!”徐一戎勇敢地否定了自己的种稻方式,决心全力推进日本人“旱育稀植”的方法。在他看来为国家增产粮食比什么都重要!
得到徐老的认可,刘文举下决心要在查哈阳农场进行大面积的“旱育稀植”的试验。这个场子有多年种水稻的传统,当年日本侵略者曾在这片水源充足的平原上规划一个种150万亩水稻养十万关东军的“大查哈阳计划”,曾强迫15万中国劳工为他们修筑水渠,结果有5万人死在此地,至今太平湖的“万人坑”还有劳工的残骨。后来日本开拓团扔下半截子工程溃逃了。日本人的失败却让刘文举看到中国人的希望,但由于种植方法不对,查哈阳水稻产量不高,经营亏损。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水改旱了,结果场子更困难了。这次,刘文举采取行政命令和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行“旱育稀植”,徐老的课堂摆在了查哈阳的地头。于是奇迹发生了,查哈阳连续七年水稻丰收,创造了总产单产利润超历史纪录。种地的人最看重的是收成,有了查哈阳的经验,扩种水稻就成了大势所趋了。而刘文举最在意的是东部涝区建三江的扩种步伐,有切肤之痛的建三江分局的领导请来查哈阳的领导和技术人员现场讲座,又组织所有生产队长来查哈阳学习,很快在15个农场全面铺开,水稻的种植面积发展到耕地的八成。这可忙坏了徐老,几乎每个农场的稻田里都印着他的脚印。实在跑不过来,徐老废寝忘食编了《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作》、《寒地旱育稀植“三化”栽培图历》。这三本书成了稻农随身携带的“老三篇”。老徐的书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读,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那本图历,什么时候,稻子长几片叶,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告诉得清清楚楚。后来徐老又编写了一本《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小册子,稻农说,按着这本册子搞生产,谁都能把地伺弄好!这次走访种稻大户时我发现,他们都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挂着徐老的“图历”,那地方过去是摆祖宗神位的。徐老在他们心里就是“农神”和“财神”。
我们登门采访徐老时,他已因中央媒体近期的集中宣传而名扬天下了,可还恬淡如常。他希望更多的人享用他那晶莹如玉温润如脂香甜入口的北大荒大米,知不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无所谓。怕打扰他平静如水的生活,我只问了他几个问题。
“当年为什么下决心要一辈子研究水稻?”我问。
“因为生气!我读的大学是日本人办的,和日本、韩国的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可学校只让日本学生吃大米饭,韩国人可吃一半的大米饭,而我们中国学生只能吃小米、高粱米,吃大米就是犯罪。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大米,却不让中国人吃。这是不能忍受的屈辱!我下定决心,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大米!”说着,徐老有些激动。
“为什么你已经在家乡搞出成绩,还要回到伤心地?”
“因为北大荒地大、纬度高,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种出高产水稻。再说,我看着农场的人用三斤白面去换一斤大米吃,我心里难受。”
“你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增产粮食600亿斤,增效100亿元,贡献这么大,为什么还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又预支了几个月的工资凑够100万元都捐出来了?”
“增产多少粮,多挣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要建立一个水稻基金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水稻研究,中国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徐老说得很平静。在他看来这件事也很平常。
在徐老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妻子王淑英,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分手五十多年后,他们又破镜重圆了。我们有些好奇。王大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还不是心疼老徐!都这么大岁数,都有个照应。我们俩1960年离婚的,到1980年他才又找老伴,那2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别看他研究了一辈子水稻,连大米粥都做不好。他大半辈都是吃食堂,吃百家饭。其实他的工作很单调,早上四点起床,就走到试验田,一去六里半,回来又是六里半。吃完早饭后,他再去试验田,又是两个六里半。午间回来吃饭,下午再去,又是两个六里半。边走他便数电线杆子,共31根。不在研究所,他就下农场,也是在田头转。”
我们又问:“你最敬佩徐老什么?”
王大姐说:“只有两个字:执著。他一生只有一个心思,就是种水稻。今年6月初那几天气温特别高,老徐着急上火,他说温度高水稻秧疯长,如果肥跟不上,穗就成熟不好,影响产量。6月3日,他一宿没睡,天一亮就让我陪他到总局找领导,我们一直在门口站着,碰到上班的隋凤富局长,他才放下心。根据他的建议,全局对所生长的水稻采取了补肥措施。这就是我的命啊,当年不得已我离开了他,现在老天又派我回来给他做饭、打扫卫生和领道。别看他走垅台飞快,一米多宽的沟一步就跨过去,可在哈尔滨上街,我不领他,肯定迷路。”说着,她竟笑起来。徐老说,在单位我有助手,在家她就是助手。
王大姐还说,明年老爷子88岁了,是他的米寿。过去他说,我一辈子研究米,能过米寿,就知足了。我看,他能活过一百岁。
我说,那是我们北大荒人的福分!我常想,徐老等科技工作者和刘文举这些专家型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十万大军,是垦区的中流砥柱,他们质高价廉朴实能干,无怨无悔地以事业为生命。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命运多舛,忍受屈辱,但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就像大地里的苦菜花,即使被碾压和践踏过,每年都会开花并默默地把自己的种子撒向田野,让大地总是花开不败。
王金会书记和我们兴奋地回忆了这场建三江和全垦区的种植革命,他说,这场革命先是带来一次“移民潮”,十万农民下三江,解决了我们水稻扩种初期劳动力紧缺的问题,现在有两万多农民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成了我们的先是共苦现在同甘的兄弟姐妹——他们和农场职工享有一样的权益。再有就是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为了适应大面积水稻生产,我们先后从美国、日本、韩国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激光平地机、工厂化育秧设备和最先进的插秧机、大中型的水稻联合收割机。最近我们和中国电信合作,把3G技术用在大棚的管理上。稻农坐在家里的炕头上就能用手机控制大棚的工作,已经不是梦想了。中国的建三江,已经成了世界农机各显神功的大舞台,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稻农风里来雨里去,水一把泥一把的艰辛劳动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一年的水稻生产只需要“五个十天”:十天完成整地,十天完成育秧,十天完成插秧,十天完成收割,十天完成秋翻地。而这一切都由“赛先生”代劳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建三江和整个垦区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抗灾能力,保证了粮食的高产稳产,也保证了国家粮仓的充足,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此刻,我的耳边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那件事发生在2003年4月一天的深夜,总局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王俊书的电话响了,对方说:我是国家经贸经委的,国务院领导刚开完会,“非典”的肆虐,让群众恐慌,北京的老百姓开始抢购粮食,我们已经问了许多省,有的库里没粮,有粮的又没有加工能力,你们黑龙江垦区能不能解决?主任放下电话,马上拨通了哈尔滨总局领导的电话。不到一个小时,总局的答复报告给了国务院: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能按时完成任务!就是这一天晚上,建三江的50条制米生产线连夜启动,第二天,装满新米的两列火车从建三江出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连着七天每天发出两列火车,接着2100吨精制的大米摆在了北京各大超市的显眼处。那一天,在北京市场视察的温家宝总理,对着国内外的记者说,你们看北京市场的粮食是充足的,大家不必紧张。
2008年5月,这一幕几乎在建三江重演,支援四川地震灾区的大米专列从这里出发,和其他分局的专列在哈尔滨南的编组站集结,然后2460吨粳米带着北大荒人的心意向灾区飞奔。
建三江的许多同志和温家宝总理握过手,他曾三次来到这片土地上。他对北大荒人说过:中华大粮仓,拜托黑龙江!
重托在肩的北大荒人是不能在危难的时刻,让国家,让我们的总理因粮食问题为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荒人义不容辞!苍天为鉴,大地作证。
在离开建三江的路上,我们的车上一直回旋着这样的歌声:
你不是黑色的土地,你是绿色的土地,
风给你梳妆,雨给你洗礼,科学给你奇迹。
你不是黑色的土地,你是金色的土地,
绿色米都,金浪连天际,从此天下不缺米……
歌词的作者蒋开儒也是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垦荒战士,他唱过“春天的故事”,这回又为流过血和汗的土地唱起“秋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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