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人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956年转业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60周年的日子里，思绪万千，心朝起伏，脑海里湧现出许多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对北大荒的，开发，创建，开垦，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们的许多所作所为我都亲眼目睹。

这些來自铁道兵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大都不善言表，可是他们都有一颗颗赤诚的心默默无言为开发创建北大荒的事业勤苦的奉献着。像刘义刚，田孟忠，田少华，付良君，肖启国，陈国祥，陈大鹏，吴诲洋，吴殿友，苏根仁，陆乃祥，杨发世，周绍华，袁明凯，焦自善，廖永能，，潘应安，，等等，等等，他们在那个月岁都是热血靑年，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负责，埋头苦干。

1958年北大荒又迎来了十万复转官兵，他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坚持不懈，无怨，无悔，是他们的精神，所以说；这就是北大荒人的精神。也可以说；他们是北大荒精神的创始人，更是北大荒精神的奠基人。

在开发创建北荒的业绩中有说不完的可歌可泣的事绩，这里，我只想记叙一位老铁兵田孟忠的点滴轶事，来说明他在平凡的劳作中的所作所为。这只是这些前辈们中的一分子。

 

田孟忠叔叔我是在1958年8月初就认得他了，那时我和妈妈弟弟和平，是爸爸刚从一分场二队接我们来到五分场场部，这里到处是荒野丛林，没有房子只有依惜可见的小草棚，马架子，和一顶破旧退色的黃帐篷，爸爸说；这就是五分场场部的办公室；。到了这里天天呆在爸爸盖的草房子里挨蚊子，小咬，瞎猛的叮咬，妈妈不让我出去怕我乱跑找不到回来又担心碰到狼什么的。

几天后，我听到不远处有砍木头锯木头的声音，就和妈妈讲我想去看看，开始妈妈不让，在我的央求下妈妈让我去看看就回来。我踏着杂草丛枝跑到一片用镰刀割过的空地处，见那里有七，八叔叔在做房架子，有划线的，有锯的有砍的有用锛子锛的，还有用斧头砍的，也有用凿子凿的，忙而有序。

这时，一位叔叔手里拿着一个墨斗线盒要在一根很长扒了皮的木头上打线，他喊一个人帮他过来打线，那人看看他说；田孟忠，你没看见我正忙放不开手嘛，然后朝我努努嘴，让那个孩子帮你扯扯线吧；。叫田孟忠的叔叔看看我对我说；你会址吗；，我马上回答；会；他说；那你就过来拿着线头棒那头有个尖钉，领着我到了这根木头的头上说；你看这木头头上不是划着一条通长黑线吗，你就把这个尖钉安这条线插住就别松手；说完，他就拿着墨斗从墨斗里拉出带墨汁的黑线绳走到木头的那头，然后用大姆指压住墨斗线的搖把，将黑线压在那头划有黑线处上，用力拉紧，然后叫我别松，说完他弯下腰用另一只手扯起那根黑线绳猛然一松，那根带墨汁的黑线绳在这根长长的木头上彈留下了条直直的黑线印。叔叔站起来对说；你拔下那头松手；说完他就摇起搖把将线收起。我正想走，叔叔又说；你先别走，这根木头的线还沒打完呢；，说完他用手将木头滚了一下，又让我拿着带尖钉的这头扯着墨斗线到刚才的那头，叫我再安那条黑线用尖钉插上，叔叔又用刚才的样子又在这根木头上彈留下直直旳黑线印。我拨下尖钉松手，见叔叔又搖起将线收回。

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了叔叔，叔叔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一双大眼，眼珠黑白分明显的炯炯有神，那双粗壮的手更显有力结实，臉上稍显黑并有道道微细的皱纹更显饱经风霜。今天知道叔叔叫田孟忠。

回到爸爸搭建的四面透亮的草房子，妈妈在哄弟弟睡觉，我坐木墩上想着什么。晚上我将白天的事讲给爸妈听，爸爸听后对我说；他是叫田孟忠，和你田叔叔一起干活的都是1956年集体转业来的铁道兵，他们几个都是来北大荒后学的木工，别看田叔叔个子矮可他很能干能吃苦。

那时候，五分场部没几个孩子，有的不滿周岁，有的才一岁多或二三岁，数我最大才刚到11岁，分场还没建立学校也没托儿所。我就天天用脖颈托着弟弟去看那几位叔叔砍大梁，做房架，立房架，有时他们测定柱角位置用线绳测拉距离定柱角坑位时要插小木桩，人手不够我就自告奋勇把弟弟放在干燥的地方，帮叔叔们扯线，钉小木桩，天数多啦也懂得了些规律，我人小腿脚利落就适时帮叔叔们拿个斧头锯，递个钉子帮打打线。每到这时我都看到田孟忠叔叔在干最累最苦的活，要立房架上高瓟高的总是田叔叔，他胆大，总爬到人字木房架的最高处钉脊檩，和剪刀撑等高危的活。

那一年分场要盖一栋大礼堂，木头全部是从8队大下坡那片杨树林里用人扛人抬来的. 。我托着弟弟几乎每天都要来看叔叔们干活，做大梁，立排架这些，又是田孟忠叔叔他们干。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上大梁立房架的那天，礼堂的房子特别高有近十七八多米高，也很宽有十几米宽，这样高这样宽的房架要安装难度可想而知，叔叔们先在宽度的两边挖上立柱坑再立上十米多高的柱子调整好方位后再将柱底填土夯实，然后在两边的立柱旁各捆绑一根比立柱高出二米的木杆，每根木杆顶部固定一个定滑轮，再用绳索捆在房架两头的大梁上，再将绳索穿过定滑轮，同时也在人字木最高点的两边捆绑一根长长木杆由人把着支撑着房架的平衡，这样每个定滑轮下有八九个人在指挥者的指挥下喊；一丶二拉，，，，，，。房架平稳地慢慢的吊起，支撑人字木两边的支撑木干也随着房架的升起牢牢地平衡支撑升高。

当大梁房架被吊升高于立柱时，两边拉吊绳的人都停止拉绳并稳定绳索，支撑人字木的两根木杆下端也牢牢定扎在地面防止滑动。这时要有人上去将大梁两端凿有卯，在立柱的顶端有榫，卯榫必须对准结合才行，突然，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叔叔腰间别个斧头赤脚速度很快就爬上立柱又爬在大梁上，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田孟忠叔叔，他坐起后大声问那头谁上呀，这时见有两位叔叔抬来一个长梯子立在那边的柱子上，一位叔叔拿着斧头慢慢地爬上梯子，等那位叔叔爬到立柱顶端时田孟忠叔叔大声减；我这边的吊绳放点，好，停，往右点，多了往回点，稳住，好，快放，好了。在田叔的指挥下大梁立柱的卯榫牢固地结合了。田叔直起腰喘了囗气坐在大梁上等那边的卯榫结合后再上人字木架上钉支撑木杆。笫一排的房架暂立后又进行第二排房架的吊立，笫二排房架吊立好要在二排房架间钉剪刀撑，又是田叔叔在大梁上的中立人木上钉用来固定，平衡两个房架用的剪刀撑木杆，要知道大梁离地面十米多高人在独木的大梁上操作走动一般人是不敢上去的，可田孟忠叔叔却是爬高，翻越，攀登，危险，脏乱差，苦的活也总是默默不语地去做，去干。这些都是在我有意无意中所见到的。

1960年，8月25日下半夜，劳累一天的人们都在熟睡中，突然，钟声大作，急而快，乱而响，那钟声敲个不停并听到有人象似疯了一样大声疾呼；托儿所失火啦赶快去救孩子扑火呀，这钟声，那喊声把人们从熟睡中惊醒，人们不顾一切衣裤还未穿好就急忙提上水桶，拎上臉盆，扛上铁锹向北面树林边的托儿所疾跑，边跑边大声呼喊托儿所失火了快救人救火呀。我和妈妈听到这钟声喊声吓的不知所措，爸爸早已奔跑出去。当我跑到路上仍有人边跑边喊，钟声仍然响个不停，我也边跑边喊，只见北面烟火向夜空翻滚，人声吵杂，到了着火的托儿所时，只见大火已将整栋房烧着，人们竭力扑火，呼喊。

猛然间，看到三个叔叔身披头顶着湿被从火屋中跑出来，人们立即围了过去，只见其中一个矮点的人掀起头上的湿被说；屋里没孩子了都抱出来了，这时有人喊道；孩子一个不少全救出来了，我借着火光一看那个人竟然是田孟忠叔叔，突然，他对着另外俩个披被子的叔叔说；咱们再进去看看还有啥东西能抢出来，有几个叔叔阿姨立即过来劝阻说；田孟忠，你看，房子眼瞅就要烧塌架了千万不进去了，只要孩子都救出来了其它东西烧就烧了吧，田孟忠叔叔大声说；进去看看能抢啥都行，烧了可惜了，说完他把被子一顶向火屋冲去。他刚跑到门囗轰隆一声一大团火焰腾空而起冲向夜空，人们大声呼喊；房孒塌架了，田叔赶紧后退，人们才松口气。

无情的大火夺去了四个孩子的幼小生命，八个孩子不同成度的被烧伤。在那些日子里全分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为那些死去，烧伤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哭泣与挽惜，为他们的不幸悲伤。

这些，我一生难忘，但也让我最为受教育和感动的是田孟忠叔叔和那俩位叔叔，我虽然记不住那俩位叔叔的姓名，但他们那舍生忘死，不顾自身安危高尚品德的精神深深的教育了我，特别是田孟忠叔叔，他是个极普通的铁道兵，他不善言语，不善表达，性情耿直，兢兢业业为北大荒的开发，创建，奉献了终身，他和许多56年来的铁道兵，与58年来的十万复转官兵一样在北大荒奉献了靑春，献了终身，又献了子孙。

我所写的田孟忠叔叔的这些事，人们可能认为太平常了，对，是不能和那些英雄人物相比拟，但我觉的这样一位普通的铁道兵不显山不显水的为北大荒的奉献是高尚的，也可以斗胆地说没有这些普通的前辈们的卓绝艰苦的奋斗，就没有北大荒的今天，因此，他们是值的我们后人永远学的榜样和楷模。

今天，北大荒已变成中华大粮仓，各农场都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建立小康城镇化建设，楼房，别墅一排排，自然旅游景点处处有，南湖，北塔，五星湖是我场八方来客旅游胜地，水稻种植户科学种田创高产，经济效益年年增，品牌轿车买进家。文教卫生给人们带来巨福音，可以说；如今的农场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这些丰收的果实里有他们的生命，江河里有他们的血液，田野山川有他们足迹，仐天，有些前辈永久的离开了我们，因此我们更加不能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60年过去了，他们是我们心中不朽的丰碑。

　　个人简介:王国庆,江苏无锡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并曾担任党的十八大新闻发言人。

□　记者　王斗斗

一周前,记者采访王国庆,问他:“首场发布会打算戴什么颜色领带?”

他愣了下,瞬间乐了:“这个得听老伴儿的。”

“看您去年戴蓝色的,今年还会戴吗?”

“不好说,不知她今年的审美观有没有变化啊!”王国庆呵呵直笑。

3月2日下午3点,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65岁的大会发言人王国庆准时出现,他系了条蓝色领带。

一条领带,一本书,一堂课,一次挑战,一种担心……与王国庆的对话,由这些细节构筑起来。

　一次挑战

2015年12月,全国政协有个外事活动,王国庆陪同领导参加。

活动开始前,政协一位分管领导直接通知王国庆:“你来接吕新华(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担任明年的大会发言人。”

王国庆第一反应是拒绝:“是否还有更合适的考虑?”

“不是征求意见,已经定了。”

接到任务后,王国庆冷静下来,一琢磨,哟,这可坏了!他随便设定几个问题,该怎么回答,脑袋空空。

王国庆任职国新办副主任13年,曾推动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那段时间,他负责对外新闻宣传,每天要看大量文件,经常是一上午不离座位。

2013年3月,王国庆从国新办岗位退下,到全国政协任职外事委副主任,材料、会议相对少了,他坦言,“人总是有惰性的”。

一些新闻发言人爱和他开玩笑:“哟,你把我们推成发言人了,自己倒是清闲了。”

王国庆爱笑,说:“看我这回又架在火上,他们得意了。”

聚光灯下,摄像机前,王国庆因其爱讲故事,被称为中国故事的代言人。而这些光彩、称号,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压力。在他这,只有俩字:挑战。

去年全国两会前,王国庆恶补了一个多月。今年春节前,他已在委员驻地“封闭”准备。

“至少,问题出来,别一脸茫然。”王国庆说,作为发言人,得负责任,回答“无可奉告”不行,乱说更不行。

一种担心

发布会前几个小时,会做什么?

去剪头发。

真的?

真的!

王国庆捋了捋头发,说:“年纪大了,不理发,电视照出来,头发显得太少。”

在今年政协首场发布会上,一个关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提问,让王国庆有点纠结。

他出生在江苏无锡,在上海长大,乡音难改,“亲”“清”二字,中文发音,发不标准。怕大家弄不清楚,他特别用了“CLOSE”和“CLEAN”,作出解释。

一场发布会,只有90分钟,若干大小细节,他都得考虑全。王国庆当过记者,他最担心,记者们“白跑一趟”。

“要让媒体觉得,这个发布会,来得值,想要的,得到了,没想到的,也有意外收获。”他说。

去年政协发布会,有个变化,首次从交替传译,改为同声传译。

“交替传译相对保险,对发言人压力小些,缺点是花时间多。”为了多给记者挤出几个问题,王国庆他们下了很大决心,作出改变。

2015年政协首场发布会,有13位记者提问。

2016年,王国庆“首秀”,他回答了17位记者的问题。

今年,有18位。

这两年,王国庆极力主张“多些沟通”。他的微信,有几十个媒体群,谁有意见,谁关注啥,@王国庆就行了。

去年,他和他的团队收集梳理了1400多个问题。今年更多,有1700多个。

“做好供需对接嘛!”他说。

一堂课

去年主要忙啥?

讲课。

在哪?

最常去中国传媒大学。

2016年,王国庆给各地官员和发言人,做了几十期培训。

课堂上,有句话,他是必提的:“不要给记者讲课,他们不是你的学生。不要给记者作报告,他们不是你的部下。”

他解释说:“不少新闻发言人,高高坐台上,觉着自己是领导干部,把媒体记者当成部下,有的还训斥记者,还有的把自己当老师。”

在王国庆看来,媒体与发言人是平等的。“发言人和媒体记者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

一次偶然机会,王国庆同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交流,对方提到一个观念,让王国庆心里一震:把媒体记者当作客户。

这个好!他心想,什么时候领导干部面对记者,都能有这种理念,很多事,就好办了。

培训时,他总爱举一个例子:他陪老伴儿逛商场,卖衣服的导购特热情,这个款式不喜欢,立刻换一件,这个号码大,再拿件小码,简直是百挑不厌。弄到最后,你自己不好意思了,买吧!

“发言人要把媒体记者当成客户,当成挑战者,而不是挑衅者,是来帮助自己的,从感情上,慢慢转变。”王国庆停顿了下,说,“当然这条路还很长”。

一本书

2015年10月,一本名为《闪亮的岁月》的书,对外出版。书中,一张黑白老照片中,王国庆头戴前进帽,身穿劳动服,被几十个编织篓和酒桶包围着,脸上可见青少年的稚嫩,他右手举着仪器,正检测入库酒的酒精度。

那年是1969年,王国庆17岁。

48年前,一趟知青专列驶出上海彭浦车站,火车走了三天四夜,1969年5月18日午夜,王国庆在竖着“兴凯站”站牌的小站,被通知下了车,开始了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业三连的知青岁月。

王国庆在上海长大,刚到北大荒时,他觉得新鲜:天亮得特早,小马驹到炕头边拱他起床,田野一望无际,山岭连绵起伏。很快,新鲜感被顿顿吃的碴子饭、玉米面窝头、大葱蘸酱替代。

王国庆也没指望离开。“北大荒人相信实干!你能扛起大麻袋,他们就佩服你!你干活不惜力不叫苦,他们就认可你接纳你。”王国庆回忆,在粮库,收粮入库扛麻袋,他没偷过懒；出口大豆装车皮,他没耍过滑；早晚“打突击”,他更没拉过空；在酒厂,烧锅炉、粉碎烧酒料,他常是白天连着黑夜干。

1077天北大荒日子里,王国庆入了团、入了党,被推荐第一个离开连队,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

“我们经历了,付出了,收获了。”王国庆手拿《闪亮的岁月》,作为主编,他花了整整一年,逐字逐句改,有的干脆重新写。他说,这是大家含着泪写下的文字,这段记忆不应被忘却。

离开北大荒后的40多年里,王国庆留过学,从事过对外广播,当过记者常驻国外,担任过媒体管理人员,在中央机关担负过领导工作。他说:“回看我的人生经历,我最重视哪段,这本书就能给出答案了。”

“北大荒的黑土地,让我懂得太多。”王国庆放慢语速,“归根结底,让我学会了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非常庆幸当年自愿下乡时选择了八五八农场。这座农场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创建的。这些转业官兵发扬“南泥湾精神”，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人拉肩扛、搭马架睡草铺，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茫茫沼泽荒野上建起了一座座大型农场。1968年我们下乡的时候八五八农己经是一个拓荒20余万亩,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的机械化国营农场。现今大力提倡的北大荒精神，就是这些转业官兵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坚韧意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下乡就坚定地把这些转业官兵们作为学习傍样，处处事事跟他们学，一心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做点贡献。

我们十八连共有十三名58年转业官兵，包括连长刘天银中尉、前任指导员张文德士官、后任指导员李子敬下士、一排长张志华士官、三排长杨金德士兵、四排长刘其友步校学员( 准尉) ，还有作为普通职工的陈光伟中尉、王绍才中尉、夏志忠少尉、陈金友士官、候世川中士、王者兴士兵、孙都军士兵。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军官、老战士带领，18连象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老连长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这些转业官兵就像知青的兄长，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是那样温馨美好。

老连长刘天银的事迹我和其他荒友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本文就不讲了,主要讲讲其他转业官兵的事迹。

我们一排58年转业官兵最多，有八人。我先后当过一排的榨油二班和搬运三班的班长，这些都是转业官兵陈斤友和王者兴主动让出来的，为的就是让知青们担当更多的担子，经受更多锻炼，更快成长。我当过班长的这两个班里有过六名58年转业官兵。除陈金友和王者兴是老班长协助我工作以外，还有陈光伟、夏志忠、王绍才、孙都军,都是班里的“兵团战士”.他们中一共有二位中尉、一位少尉、一位士官、两位列兵。老八五八农场转业官兵号称有三大才子、四个小鬼，三大才子全都在我的班干过。陈光伟是大学文化，部队的马列主义教员，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属于理论、外语才子；夏志忠高中文化，曾撑起大半个副业队，生意场上的鬼点子又多又精，属于商业才子；王绍才高中文化，原农场宣传部副部长，出口成章广引马恩列毛，下笔千言不离唐诗宋词，是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家才子。夏志忠因诡计多端、随机应变，还被称作老农场四个“小鬼”之一。我们班真可谓人才济济，我这个班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经得意地自称是“全连级别最高的班长”(见照片)。尽管三个尉官在57年都被划过“中右”，其他士官和老兵平时的话也不多，可他们都是农场的创始人，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在和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学习的日子里，他们通过一件件小事、每日每时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有这么多的好师长在身边带路又身处艰苦奋斗的环境，我的进步在18连知青中总算是比较快的，年年都是五好战士，还被评为连里青年标兵。

薛克建：无怨无悔献终身——记我们班的转业官兵

做水泥管了。和我共事最长的当属陈光伟，他和我一起扛过麻袋、榨过油，相处4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关在老加工厂的“牛棚子” 里。1957年他在部队曾被错划为右派，反右结束时又被改为“中右”，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文革中农场的造反派搞极“左”，硬是把他当成“地富反坏右揪”了出来，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我们知青刚到加工厂,领导就把看管“黑帮”的任务交给我们，说是先让我们上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实际上是老职工都不愿干这缺德事推给了我们。老连长一直都是看不惯极“左”那一套的，那几年造反派总想抓住老连长的一些话和事把他打倒。可老连长战争年代是一级战斗英雄，垦荒时又是模范，造反派实在找不到理由整他。没想到这次老连长竟安排我和里一个哈知青孙锦国值夜班看“黑帮”管”“牛棚”，让小童白天看管“黑帮”领着干活。这叫我们俩大吃一惊。我父亲那时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关在“牛棚” 里，孙锦国的父亲因“特嫌”同样被批斗。我俩早就如实的向领导汇报过，老连长也了解，却还这么安排，一定是有用意的。我俩坐在宿舍里捉摸了好长时间，找出两个理由：一是我们俩的父亲遭遇和关在后边小黑屋的“牛鬼蛇神”一样，连长相信我们一定会善待他们，绝对不会象副业队造反派那样打人；二是信任我俩，同样也是在告我俩“牛棚”里的也是好人。

关“黑帮”的小屋就在我们宿舍后边的一个茅草房里，里边住了三个人：陈光伟——“右派”。褚九山——“地主孝子贤孙”，杨吉业——“富农孝子贤孙”。原来造反派们嫌农场的地主富农太少，就连地富的儿子也都当地人抓，根本就不管什么“不唯成份论”和党的政策。当时可想不到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我的班里的成员。当我听说这里有一个解放前的大学生，还是部队的马列主义教官，我就好奇地仔细观察了一下陈光伟。他四十多岁，细高个，脸色略黑；尽管瘦点儿，还算健壮；高鼻梁带付眼镜，如穿上长袍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学究了。(见照片)此人嘴唇略厚，一看就是个有知识能说会道的人。
我和孙锦国值班的头一天晚上就听说：原来的看管人员一到晚上就在外边把门销上回去睡觉，里边的人起夜出不去，只得尿在屋里。冬天屋里很冷，尿虽冻成冰还是很难闻的。领导交待我俩看“牛棚”时没明确说是脱产，我俩也不想脱产，因此不能整夜守在那里，那明天还怎么干活？所以一到晚上我们就把锁头和钥匙一起交给这几个“黑帮”，让他们在屋里边把门销上。开始陈光伟还不明白，问我俩：“门在里边锁上，那匙钥怎么给你们呢？”我说：“钥匙就放在你们那，起夜时打开出去，回来再锁上。”杨吉业这小子平时嘴就不老实才惹的祸，这会儿而不偷着乐还问我俩：“就不怕我们跑了？”气得我没好脸的回了他一句：“要跑你早就跑了。”

过了两天老连长告我俩：“这些人干活太累吃的又不好，身体要是垮了会影响工作的。我已经告诉他们的家属，晚上给他们送饭来”。这下我和孙锦国明白连长让我俩看“牛棚”的意思了。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的家属就来给送饭了。杨吉业是老婆一个人来的，褚九山的爱人是党员不便来，让儿子送来的。只有陈光伟是全家都来了。他爱人是“山东支边青年”，带着姑娘和儿子一起来看他。送什么吃的，我俩从不检查，但可以断定陈光伟的饭是最多最好的，看来他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亲人相见的情景，一下子就想起我下乡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和父亲见面。那是我找了很多人、多方努力，看管我爸爸的造反派才同意我去“牛棚”见父亲20分钟。造反派一声吆喝我父亲走了出来，先向造反派弯腰“请罪”，然后和我草草谈了一会儿。看着老父亲的样子我真是悲愤交加。现在他们的相见勾起了我的伤心之处，顿时两眼发酸眼泪差点没有掉出，好在是晚上谁也看不出来。我看了一眼孙锦国，他的眼睛小天又黑没看出有什么变化，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难受。

农场的造反派一直认为老加工厂总不召开批斗会，“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加工厂的那两个造反派也认为是老连长有问题。证据之一是他曾说过：“一开会他就头痛”。可他俩人少势弱，在加工厂根本就掀不起妖风来。副业队的造反派早就想插手帮一把，就提出要与加工厂联合开搞批斗会，目的就是想掀起一股妖风把老连长揪出来。在当时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老连长必须应付一下。于是就把联合批斗会的事跟我们的知青老大哥张广兴说了，让他准备一下批判内容。老大哥很敏感，副业队原来每天只在自家门里批斗“黑帮”，这会儿提出联合召开批斗会这里肯定有问题。老连长告他说“是针对我来的”。张广兴提出得反击他们一下，老连长说“隨他们去我不怕”。老大哥回来就与知青们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都对副业队造反派的做法十分反感。最后大家觉得要变被动为主动办法只有一个：表现得要比副业队造反派更狠更“左”。首先先得狠批已被揪出来的加工厂“黑帮” ，来抢占批斗会的制高点，一举掌握这场批斗会的主控权。老连长听说我们要批斗加工厂的人，就先找了个理由把陈光伟支开，保护起来。老连长战争年代是机枪连付连长，他曾讲：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死在他枪口下的敌人数都数不过来，同样机枪阵地也是敌人炮火打击的重点对象，敌人一阵炮火复盖过来战友就倒下一片。有一次战斗下来，全连一百多人就剩几个人，因此他对活着的战友的感情很深。虽说陈光伟和他不是一个部队的，可对战友的关怀是一样的。批斗会一开始，加工厂知青抢先上台，大喊一声：“把加工厂的牛鬼蛇神带上来”！童森瑞和关汝臣就把诸九山、杨吉业押了上来。可随后张广兴率先发言，滔滔不绝把阶级斗争的意义说得头头是道。口号喊得响亮有力，远比副业队造反派们有理论有水平，一下子把他们的气焰压了下去。那些想把矛头对准老连长、攻击加工厂右倾、不抓阶级斗争的人没找到任何一点理由。可是我们这帮小青年一“左”起来也刹不住车了，趁势又把引来外鬼的加工厂造反派张某某也打成反革命押了起来。把造反派押起来，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情，张某某也很不服气。叫他跟“黑帮”一起排队他不干，非要站在边上走当领队。陈光伟个高是个排头，我们就叫他陈紧跟在张后边走，不管他到那都着排队跟着他，不愿排队也得让他排着队走。张不听话，小童就让他上一边撅着低头认罪。他说：“我是造反派不会撅着”小童就说：“那你怎么会叫别人撅着低头认罪呢？”随后一摆手，“杨吉业你过来！给他作个示范。”杨吉业这小子马上走过来，大弯腰120多度做了个样板。我也想让陈光伟也出出气，我叫陈光伟也给这个昔日造反派作个样子，教教他。老陈也很认真的来了一个90度标准动作，我想他俩做示范时心里一定会偷着乐。张某某就是不弯腰撅着，小童就叫杨吉业、储久山按他的头，教他怎么做。副业队是造反派按夏志忠等“黑帮”的头，可加工厂却是“牛鬼蛇神”按造反派的头。这叫农场和副业队的造反派都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加工厂变了天。只是此时现役军人已来农场组建兵团，才没敢来加工厂兴师问罪。这可能就是副业队和加工厂合并组建十八连以后，张文德指导员不喜欢加工厂的知青，临走时唯独不与哈尔滨知青照象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家工厂知青一直看王正亮副连长不顺眼的主要原因。这次批斗会搞极“左”肯定有负面影响。储九山、杨吉业后来知道了因由，原谅了我们。可副业队的知青们和老职工一直对小童、小关的行为有看法，我和孙锦国那会儿不能出头反而成了好人，这可真是难为小童和小关他们俩了。

当时边境形势越来越紧张，打仗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1969年元旦前后要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进行到连队一级，基层按照毛主席“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指示开始“落实政策”，没有多大问题的“牛鬼蛇神”纷纷被解放出来。陈光伟、储久山、杨吉业也都“摘帽”，成了我们班的兵团战士，大家朝夕在一起干活学习，接触多起来，也开始工农个深入地相互了解了。

我发现陈光伟干起活来和被改造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样抢着干，叫干啥就干啥。学习时总是小心翼翼，发言时决不离开“两报一刊” 的说法。他的发言总是慢条斯理，分析问题有条有理逻缉性强，不愧是大学生、马列教官。那时农场的大学生很少，可能只有两个人，我们班就有一个，还是解放前上海的大学生，全农场只有他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听说读写。了解到这些，我开始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他身上有很多的迷吸引我。他上的什么大学？为什么参军的？又怎么成了“中右”？怎么来北大荒的？后悔不后悔？……。有些问题可以在班里学习时问一问，有的就只能找机会慢慢了解了。

我在班里学习的时候有意地问了陈光伟一些问题，我问他：你家庭生活不错又在上海上大学，据说上海人不能吃苦，你怎么想起参军呢？他讲：他生在福建，小时候在厦门，那时到处都有因贫穷饿死的人，还经常看到日本浪人欺侮中国人，对旧中国政府对外软弱对内欺压百姓非常不满。解放战争时期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毅然投笔从戎参军报国了。其实他只说了个大概没敢细讲。我又问他怎么来北大荒了呢？他讲：在部队说错了话，犯了错误，到北大荒来锻炼改造的。还是讲个大概就是不敢细说。

可说起来到北大荒后的艰苦奋斗来，他就和其他转业官兵一样滔滔不绝了。他讲：那年冬天，卡车把他们这些转业官兵拉到了大雪茫茫一片的荒野地，领队的人下车，用手一指这旷无人烟的地方说：“下车，到家了。”大家赶紧下车，砍树枝搭人字架，割荒草苫上去就成一个小草屋。没有床就割树枝先在地上铺一层隔潮，再割一捆捆草铺在上面搭上地铺，这就是他们到八五八农场后的第一批“建筑”(见照片)。当时就连这种草房子都不够住，大家还得挤着住。睡觉时还得一个人头朝前另一个人头朝后，不然挤不下。单薄的茅草房根本抵挡不了北大荒的寒冷，头朝前睡的冻脚，脚朝前睡的冻头。北大荒有几怪，其中之一是“吃水用麻袋。”他们喝水就到水边用镐铇冰，再用麻袋把冰抬回来烧水喝。菜几乎顿顿都是吃冻白菜和冻罗卜，能吃上冻土豆就算改善生活了。难得吃上点肉。春天开荒种地时没有拖拉机就用人力拉犁翻地( 见照片4)。那个时候是他们这些转业军人仍然在预备役中，是种地的军人。没有播种机他们发明了“裤插机”：用裤子装满种子捆住裤腰放在肩上扛着，两手把住裤腿角控制流量边走边播种，一不小心撒多了，春天地里会鼓出一个个小芽苗包来。到了夏天，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蚊子和小咬多得无法想象，一群群蚊子飞起来就象一团团的黑烟，一片片小咬飞起来雾蒙蒙一条一条的。我们下乡的时候听说蚊子和小咬已经少多了，可我们还曾创造过一巴掌拍死40只蚊子的纪录呢。小咬出来的时候，为了防它钻进头发里咬人，我们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自称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只露在外边看路和通气的小脸，手里还得拿着一棵小草，在眼前晃来晃去驱赶蚊虫，我们开玩笑叫它隐身草。还学崂山道士互相问：“能看到我吗？”你要是说：“看不到了”，对方就会装作“隐身人”掏你兜里的东西。我们经历过大量蚊虫的叮咬，就能够想象出建场初期时蚊子和小咬多的可怕程度，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就是现的北大荒人也只能想象几分。这些困难，每一项对转业军兵都是很大的考验，需要坚强的意志韧力才能去克服。
说起当年艰苦奋斗来，陈光伟曾深有感触地说：“农场创建时的第一批连长、指导员过早地都死光光了，都是累死的。”他的说法，《八五八农场史》也有详细的记载：农场的早期领导人，老红军萧天平、曾柯等人，60年代病逝时都只有四十几岁。在战场上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垦荒的战斗中。虽然他们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英年早逝了，但他们始终是我们知青心中最可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时间一长，大家相互有了了解，有了感情，说起话来就少了几分戒心。陈光伟开始叫我薛班长，慢慢的就亲切的改叫小薛了，可我一直尊称他为老陈。平时大家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说，后来发展到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老陈也有了笑声。他的笑很有特点，一笑就脸微微向上：“哈、哈、哈哈！”不属于扬脸大笑，可算是扬脸中笑，笑得那么朴实又那么尽情。慢慢地老陈也愿意和我们述说他的经历了。他在福建长汀读高中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1945年上了江西南昌“中正”大学。不久他就对国民党腐败政府失去了信心，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总登记时，他拒绝登记，退出了“三青团”。在地下党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当时他热情高、敢出头，47年夏初大学生组织的反内战逰行，他是撑大旗的两个人之一。1948年这所大学发动“争自治、反迫害”运动，吓得反动校长林一民离开学校，系级联合会控制了学校大权，他是七人主席团中的一个。到了暑假学生散了，反动军警进入学校，他和九位同学被开除学藉。当时还有一个“特刑庭”专门抓捕镇压学生。解放后，南昌历史博物舘中保存着一份当时特务要抓捕的三个学生的名单，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蒋介石的中正大学里参加革命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他跑到上海，又利用家庭关糸进了教会学校沪江大学。一解放，他没等完成学业就积极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见照片)。刚解放时部队里大学生很少，他被分配到总后勤部西南军区重庆办事处，任中级马列主义夜校理论教员。听他讲课的全是少尉至少将级军官。在“反右”的时候，他提意见说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还有他看到有些中央领导人出国回来，在重庆接风宴上吃小乳猪，不少人还带上四川买的大皮箱和籘器家俱，从水路运回北京。他们私下议论，认为共产党人变了，要学国民党了。就因为这些话，他成了总后勤部第一批右派，过后又改成了“中右”。其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今天看也没什么错，老陈的话是指教育、文化艺术方面，你在没成为内行之前是没法实施正确领导。领导得尊重科学，如果你成了内行再说你不能领导，那才是错的。我们党为使干部尽早成为内行，曾在58年把大批老干部下放基岛层锻炼。象商业部副部长胡立教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当地委书记；黑龙江省副书记于杰到嫩江地委当专员；副省长于天放到牡丹江当专员；我父亲也从省总工会到了基层企业锻炼。这些说明我们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老陈的话正好和一些著名右派“攻击党的言论”一样，被人抓住上纲上线。老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他诚恳地告诉我们这些小青年，当年他说这些话，都是因为肩章上少给了一个“豆” 闹的，让我们千万别学他。可我心里却在想：老陈提的意见，比如批评某些干部腐化，并不是全无道理。为什么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免的对待这些意见呢？

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撤消的时候，老陈被分配到了北大荒。对此老陈毫无怨言。他说自己这个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需要到最基层改造锻炼。何况那么多老连长这样的战斗英雄和老红军、老八路都能来，自己就更没什么说的。他和其他转业官兵们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看见过没有饭吃饿死人的情况；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人多地少粮食还是不够吃的，所以能够理解国家为了解决吃饭的大问题，动员大批干部到农村边疆艰苦奋斗。当年十万转业官兵开赴北大荒时的口号就是：“开垦北大荒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就是他们开赴北大荒的目的和决心。(见照片5)。
老陈在文革前是农场总库主任。那时各种物资、另件、粮食都在总库里，兵团组建后物资和另件库才从加工厂划到团部物资股。那时他从不坐在办公室里，成天就象一个搬运工什么活都干，难怪后来在我们搬运班扛起麻袋驾轻就熟呢。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级派来的社教工作队，看到他在粮库晒场上干活的表现，在首场宣讲时就大力表扬他，说他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好典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我眼里已经是个地道的劳动者。他在被管制期间，他曾跟“杂家才子”王绍才斗嘴打赌，成功的扛起两麻袋玉米（340斤）从粮库里边走向大门，赢了五毛钱。在班里干起活来他总是抢在前面，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比青年人少干。按说大学生是五谷不分的，可他家的园子收拾得有条有理，黄瓜、西红柿、蔬菜长的一点儿不比老农的差。有一次在连里的地里收大葱，他捆起大葱比班里赵焕九的父亲干得还快。小赵的父亲是当地老农户的队长，他看老陈这个知识分子干得比他快，就说了些怪话。老陈笑着说：“我不跟你吵，我只要抓把大葱朝天上一扔就行了。”我马上问老陈：“为什么说扔一把大葱就行了呢？”老陈笑眯眯地说：“山东人见了大葱就不要命，你一扔大葱山东人就不跟你吵了，全都去抢大葱去了。”我们几个知青一听都大笑起来。老赵是山东人，他马上大喊“这小子埋汰山东人，这儿有没有山东人，赶快收拾这小子。”地里很多老职工都山东人，全跑过来把老陈实实在在地收拾了一顿。我也是山东人，也情不自尽地参加了进去。老陈笑着躺在地上求饶，活脱脱像个老农民。

老陈他从大城市来到北大荒这么艰苦的地方，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怨言来，每天总是那么认真的做事，与同事们说说笑笑，有时还会有些童趣。在班上老陈和老夏这俩大才子遇到一起，经常吵嘴掐架，吵完一笑从不记仇，好象越吵关系越好。有一次我与老陈、老夏及上海知青袁晓农四个人一个班里榨油，中间休息时我把话题又引到了这两位转业军官的过去上。老陈和老夏都是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的战友，老夏是搞部队营房建设的，老陈是马列主义教员，这两位“中右”加才子碰到一起互不服气，常常发生争执，我们知青都愿听他俩吵架，既热闹有趣，又长见识。每次我说“我们知青应好好向你们转业官兵学习”时，老陈总是谦虚地用他的口禅说：“不得了！不得了！我不够格，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同样是需要改造和锻炼的，没有资格教育别人。”“不得了！不得了！”这是老陈碰到重大问题时爱说的话。他说的是心里的话，一直到最近，已经86岁的老陈还讲过：“我到北大荒是接受改造和锻炼的。”可老夏听了却反驳道：“你一贯不说实话。”老陈问：“我怎么不说实话了？”老夏说：“批斗你的时候造反派问你有罪吗？你头点得象小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那么我现在问你罪在何处？你现在还认罪吗？你要是认为没罪了是不是在说假话？”老夏连珠炮似的发问弄得老陈想了半天才回话：“那个时候你要说没罪，能过得了关吗？我那叫策略，不叫说假话。”老夏不依不饶：“那叫没骨气！”老陈一听乐了，跟我和袁晓农说：“老夏可有骨气了，副业队的造反派批斗他的时候就是不认罪，造反派把他脑袋按下去叫他弯腰认罪，可他就挺着脖不弯腰不认罪。人家使劲把他脑袋按下去，稍一松手他就挺起腰直着脖子喊：我不是反党份子！再按下去就再直起来，因此挨了不少批斗和体罚。最后让造反派给带上高帽游了街，他老夏还不是只好带着高帽敲着锣，一路喊着自已是反党份子吗？咱老陈态度好，就没被游过街。不过夏志忠还真是有点骨气。游街的时候，敲锣还能敲出个点来，‘镗镗以镗镗’，象耍猴一样热闹。”老陈的一番话说到了老夏伤心处，坐那沉默了起来。我问老陈：“咱团部就这么大点地方在哪游的街呀？看的人多吗？”老陈讲：“就在团部十字路口那儿来回走走。中午的时候，还有几个人看热闹，都是被他的锣声吸引过去的。”袁晓农正听得入了迷，一看都不讲了，就用上海话说：“再(港)讲点，再(港) 讲点。”老陈见老夏不吭声也就不再说了，他也不愿多讲那段伤心的事。
夏志忠(见照片)不但和老陈都是老农场三大才子之一，还是老农场四大小鬼之一，被老陈揭了老底总有些不甘心。机灵鬼就是机灵鬼，第二天老夏把我叫到一旁说：“你别看老陈挨斗的时候，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实他这个人特别要面子，最怕出洋相，臭知识分子都这个德行。不信你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组织咱们班搞一次军训，咱四个人穿着裤头光着膀子到团部十字路口跑步，看看老陈怎么办？他脸皮薄了肯定不干，不信咱们就试一试看。”小鬼就是小鬼啊！小鬼再加上才气鬼主意和点子就是多。老夏这明摆着就是要借我的手报复老陈，也想让老陈在团部十字路口出把丑。我这个人生性好玩好闹，连声说：“好！准能让老陈难看。”那个年代工间休息不叫休息叫学习。我就利用学习机会跟大家说：“今天的学习改学军事，咱们一起排队到团部十字路口跑上一圈练练队列。”夏志忠马上响应说：“我打头领跑，薛班长断后监督。”老陈一听就知道这是“夏小鬼”出的鬼主意，就说：“不能只穿裤头光着膀子跑吧？穿上衣服去跑吧。”老夏赶紧说：“又不是下班穿什么衣服？班长不是说了吗，利用学习时间军训。大夏天外边又不冷，就这么跑！你怎么这么多事呢？”老陈一看不好就不与老夏理论，直接对我说：“小薛，光着身子中午在人多的地方跑步多不雅观，熟人看见就太丢人了。要是让孩子和家属看见就更不好了，会让他们在众人面前面子过不去的。”老夏马上就开始借题发挥：“什么臭老九！只顾面子不顾里子，怕字当头怎么上战场啊？”我听着他俩的争吵一时没了主意，我答应过老夏一定跑一把，可又觉得老陈说的有理，玩笑开开可以，开大了就不好了。这俩人都是我的老师我都得尊重。老夏是原副业队领导，可老陈从“牛棚子”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我心里的天秤慢慢倒向了老陈，就跟老夏说：“我虽说是班长可在你们俩面前，还是个小兵蛋子接受再教育的小学生，老陈他不跑我也不敢强迫，算了吧。”老夏一听我不跑，只得放弃自已的主张。可机灵鬼脑袋一转鬼主意就又来了：“不跑可以，但是得罚！”老陈一听可以不跑了，就高兴的说：“认罚，认罚，我认罚。”老夏马上说：“明天空油吃午饭的时候，你在家里给我们三人带一大碗炒鸭蛋吃。”老陈立马表态：“没问题。”就这样两个大才子结束了第二回合的“争斗” 。

第二天老陈真的带来一大碗炒鸭蛋。说起来也很怪，别的地方农村都爱吃炒鸡蛋，可农场这个地方的人爱吃炒鸭蛋，这可能因这里的人都操着南腔北调，从山南海北四面八方来的，也可能这里水多养鸭子多的原因，所以口味也就与黑龙江本地有所不同。老夏他是四川人，我没去过四川，可能四川人爱吃鸭蛋，老夏才要的炒鸭蛋吧。要是我肯定会点炒鸡蛋。老陈家里炒的鸭蛋也挺好吃的，班里别的老职工家我都去吃过饭，可从没到老陈和老夏家吃过。不是我不想去而是他俩不敢请，生怕有人说是右派争夺小青年。吃着老陈家炒的鸭蛋还堵不住老夏的嘴，他一边吃着一边不怀好意的看着老陈说：“真好吃！太好吃了，”还一个劲的问我和袁晓农“够吃不？好吃不？”我俩一边吃一边说够了，好吃。老夏就问：明天再来一份怎么样？老陈气得也不理他。如果光是我和袁晓农，他再来几份都会心甘情愿，这里有个老夏再来一份他是不会干的。

老夏吃完炒鸭蛋还当着老陈的面前走来走去，哼着小曲，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继续气老陈。老陈坐在那假装不生气，但眼睛一直盯着老夏看着他表演。忽然他看见老夏拿了一张纸走了出去。老陈太了解老夏了，知道老夏有按时大便的习惯，这会一定是去外边的厕所了。那个时候没有室内卫生间，在外边挖个坑再盖上小木房就是上好的厕所了。我们油房的厕所是在一个小水坑边上建的木板房，夏天雨水灌进去大便得小心点，一不小心脏水就会溅到屁股上。那几天下雨，粪坑里早已灌满了水。老陈一见老夏出去了就向我摆摆手跟了出去。我一看大戏又要上演，也跑步跟了出去。老陈在路边捡了半块砖头，我马上就明他要干什么了，也顺手拾起一块石头紧跟在后边。我俩跑到厕所的后边用力把砖头扔进厕所的水坑里，只听到咕咚！咕咚！两声响，四十多岁的老陈象个孩子一样乐得跳脚往回跑。我们一蹦一跳兴高彩烈地跑回来，一进油房就装作没事似地坐在烘豆皮的坑头上。一会儿老夏走了进来，我们以为一进门他就会大发雷霆，责问是谁干的缺德事，溅了他一屁股粪水，我俩再哄堂大笑，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想到老夏进门就象没事一样，也不看我俩一眼就走进浴室里洗了一洗，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反而坐在我俩身边等着开工。老夏这一招反到把我俩镇住了。这个夏志忠也太鬼了，他不吵不闹是不想让我俩再看他的笑话，不发火发怒是想要显示他多么有修养。这样一弄他倒占了上风，成了有修养的君子，我俩却成了损人不利已的小人了。这时老夏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是说：“好啊！你和老陈都是老加工厂的，你偏心向着老陈。”而老陈的表情好像是在说：“我的鸭蛋你老夏也不是好吃的呀，吃了也不能白吃，得付出点儿代价。”就这样老陈和老夏的第三回合也就结束了。

我们班的知青都十分爱看两大才子的争斗，从中能感受到他们在困境中的幽默，己是中年的他们的童趣，还有各种鬼主意。他们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哲理也感染了我。每天我干的活都是连里最累的，但一天下来我总是快快乐乐，到处找有趣的事干来找乐子。在十八连里我是出名的爱闹和淘气。天津知青程雨泉也是个淘气包，工作干得也非常好，可他不会耍滑，淘得没情趣，老是挨领导的批评。我跟老陈老夏这两个才子以及老职工隋丕英、靳洪贵学得也爱淘气，但总是适可而止，淘得有情趣，很少挨领导批评。我常对程雨泉讲：“老天真不公啊，谁叫我的老师水平高呢。”

说起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这段历史，我觉得人们对这段丰功伟绩评价和歌颂得还很不够。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穷二白，粮食总是不够吃的，吃饭问题一直是困挠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70年代回哈尔滨后我在省粮食部门工作过。那时就是赶上丰收年景，全省也会有一些地方因为没有存粮又一时调拨不及而缺粮。直到1975年，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才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用占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解决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当中北大荒的贡献功不可没。1975年黑龙江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亿斤，现在是1300亿斤，其中北大荒垦区就有600多亿斤。转业官兵们开创的垦区今天的粮食产量已经是1975年全黑龙江省粮食产量的两倍多，相当于多了两个黑龙江省在打粮。黑龙江省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是全国各省之中提供商品粮最多的省份。北大荒垦区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转业官兵创建的北大荒垦区对这个奇迹的贡献最大。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垦区的转业官兵们心系全国人民困难，无私奉献把整列整列火车的粮食输往全国各地。八五八农场那时每人每天只吃四两八钱（16两1斤）粮食，勒紧裤腰带还得干重体力劳动。老陈讲过，那个时候他们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跑到地里象老鼠和野鸡一样，扒开大雪捡掉在地里的谷粒来充饥，甚至到牛圈马号四围去转转、看看有没有谷粒可捡，就是发现牛粪里有玉米粒也捡回来洗洗吃，那个冬天，浮肿的极多，有些人连饿带病而死。这是何等的精神哪？这就是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老陈后来调到团部中学，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英语教师，为提高边疆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奉献了几十年。十八连以老连长为首的转业官兵们，对我和连里知青的影响都很大。那时我们二十岁左右刚刚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在这些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很容易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这就是现在为什么18连的多数知青对下乡经历的体验与许多人不同的原因。转业官兵们艰苦奋斗创业的经历，坚韧不拨克服困难的毅力，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当年的我们，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老连长的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陈光伟坚定诚恳、自我改造的意识，夏志忠坚持真理绝不低头的硬劲，班里最不爱说话的孙都军叫干啥就干啥的劲头，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都不曾听过他们有什么豪言壮语，却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事。

我知道现在社会上对知青这段历史有很多的说法，说好的不多，否定的多，甚至还有人不承认北大荒知青为边疆做出过贡献。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的一次错误运动，“文革”错了，所以下乡也就全错了。我看这种说法不符合真实历史。“文革”让上山下乡运动变了味，但它不是造成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中国太穷。那时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不过一、二千亿元，与现在的十二、三万亿元没法相比。那时没有多少钱投资基本建设发展经济，工业商业发展水平也太低，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多毕业学生的就业岗位，国家没基础你让我们去怨谁呢！79年“大返城”知青大批回城后，多数不也是很难有工作、几乎沦为城市难民吗？中年时，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下岗”丢了工作，造成生活困难，这些又该怨谁呢？难道也怨“文革”和毛主席吗？要怨就这只能怨自已生在那个年代。后悔那些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58年十万转业官兵也是全国性的裁军时无法安排在城镇就业才去垦荒的。那时中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不去农村又能去哪里？他们当年的艰苦奋斗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几十年来他们的奋斗经历和精神获得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今天你不管问到那位转业官兵，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对在北大荒吃过的苦无怨无悔。前几天我和孙锦国刚刚去看望过在上海的儿子家安度晚年的陈光伟。谈起往事我又一次问他：“你对去北大荒后悔过吗？”他仍然坚定地回答：一点儿也不后悔。他说，他在中正大学时和他对立面的三青团骨干的同学，后来是台湾著名大学的教授，他们知道老陈的情况后直笑话他。他听了根本不放在心上，说就这样他也不后悔。他的人生两次重要转折，第一次厌恶国民党的腐败而退出三青团、跟随共产党；事实证明跟对了。第二次到北大荒垦荒，是为了全国人民能吃饱饭，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今天回头看，当年的口号“开垦北大荒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并没有空喊，已经完全实现了，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几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献了青春献了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自觉这一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在今天，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这种精神仍然是我们我们北大荒知青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行，祖国的每一次挫折我们都饱受磨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制度，造成我们无法升学又无法在城市就业，只能主动或被迫下乡，根本没有其它选择的权利。我们下乡后在转业官兵的影响下努力奋斗，为建设祖国的北大粮仓贡献了青春。我们十八连知青平均下乡8.3年，比全国知青长很多，但要和陈光伟、夏志中这些58年北大荒转业官兵就差得远了。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熟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名言。如今我们这些北大荒知青也全都年逾花甲了，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下乡那一段经历呢？转业官兵们又一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只要你想到，当国家经济还很落后、需要一代人挑起重担时，我们挺起稚嫩的肩膀扛过来了；那么无论你今天是高官大款、知识精英，还是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下岗职工，你都是创造新中国辉煌历史的一个成员，都可以象老陈他们那样说：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

刘征空叔叔是父亲的好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长辈。刘叔叔为人热情、风趣。有时闲暇下来，伏案怀旧，刘叔叔当年趣闻逸事不时掠上心头，略记几笔。

70年代后期，文革刚过，物资匮乏、生活困难。

一年盛夏，东北边城，骄阳似火，我随在东方红林业局五七科任助理员的父亲来到五七林场，在职工副业田里锄草。天空碧蓝，没有一丝风，大地蒸腾，马鞍山上浮着一层淡淡的蓝气，强光照射之下，一切都是白晃晃的。笔直的田垄连接天际，一行带着纱巾、蚊帽的黑点在田垄间缓缓移动。

曾在中学下过乡的我，对锄地还不算外行。但在如此酷热之天辛苦地“锄禾日当午”，也不是常有之事。我挥着锄头向前挪步，锄头在苞米加大豆之间挥舞。汗水不时流下脸颊，小咬在脸上上下翻飞。抹汗、拍蚊，汗水流进眼睛，杀的眼睛生疼。抬头遥望天际，黑点们仍在慢慢蠕动，不知何时到头。脚步慢了，胳膊酸了，喉咙冒火。

“小伙子，干这活，要前腿弓，后腿蹬……呵呵，看，要这样，才能有劲、持久。”后边传来质检员的吆喝。回头一看，原来是和父亲一个科室的农业技术员刘征空叔叔，挥着锄头，边风趣的解说，边轻松地比划。他快步迈过垄沟，黑色凡立丁裤子沾着泥土，松软下垂，背心被汗渍的发黄，露出了长满汗毛、黝黑结实的臂膀。

看着他滑稽的样子，我不觉哑然失笑。“刘叔，辛苦啦，不累吗？”

“累？呵呵，我们都撸出来了，这点活算啥？”刘叔大笑着说。

“小伙子，悠着干，渴了地头有自造清凉汽水，免费供应，管喝管够……哈哈”刘叔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疲劳不翼而飞。

起风了，小咬少了，黑点们也快到地头了。纱巾在随风飘舞，黑色的的凡立丁裤腿也在随风飘舞……

“大家使把劲，就要到地头啦！地头有清凉汽水、管喝管够……”吆喝声渐行渐远，凡立丁裤腿也随风飘到天际。

刘叔五个孩子，全是女儿，家里体力活自然全靠刘叔自己全包。在当时月薪5、60元的情况下，家里拮据之情可想而知。我在集体公司和他为同事时，听同事们背后议论他：刘征空过日子太抠门，连豆油瓶子都划上刻度记号，要求老婆每顿做菜不能超过刻度。我听后将信将疑。

一次陪客户喝酒，散席后刘叔到我家喝茶，借此机会，我笑着问刘叔可有此事。刘叔酒劲还未消，有些脸红脖子粗，连连摇头，凄然一笑：“小王，这都是他们糟蹋我，我虽然困难点，还不至于这样。那是我嫌乎你婶眼神不好，怕把农药瓶当豆油瓶，在豆油瓶上做上记号，怕你婶搞错了……”

话虽如此，刘叔家的困难是明摆着的。在那种粮油、副食凭本凭票供应的年代，谁家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我心里掠过一丝酸楚。“刘叔，你是转业军官来北大荒的吧？”我心怀同情的问。

“唉，我是55年的少尉，58年转业还是少尉，到现在快20年了，还是20级，都老少尉啦！”刘叔涨红着脸，叹息声中透着深深的无奈。我无语了。是的，这些老转业军官们想的从来都是奉献，何尝有过索取之念。

改革开放以后，文娱生活也大幅改善。一次单位举办春节晚会，其中有交谊舞。舞会开始后，有几对舞伴相继走下舞池，随着节奏，跳起舞来。只是动作生硬，给人观感不佳。一场舞曲未完，有些不跟趟的人尴尬地退出舞池。我当时在乐队吹笛子，看到此种情况，也很觉无趣。勉强奏完这一曲。休息片刻后，当奏响一首华尔兹舞曲时，奇迹出现了。

只见一个矫健的身影跃入舞池，拉起旁边的女舞伴，随着节奏，优雅的划着狐步，转起圈来。他轻握着女伴的手，舞姿是那样优美、那样娴熟，全场的眼光都被他们吸引过去……

我定睛一看，是刘叔！只见他穿着半新的55式军服，皮鞋擦得锃亮，脸也刻意修饰过，一派容光焕发！我不由得暗自点头。我早就听说，50年代军队全盘苏化，连交谊舞也是模仿苏联。转业军官大多会跳舞。可没想到刘叔竟然跳得这么好。舞会间歇，我走到刘叔面前，连连称赞。刘叔笑着说：“跳舞是一种娱乐，也是运动，对身心都有好处。人嘛，不能过于死板，应该热爱生活，哈哈……”舞会结束了，刘叔爽朗的笑声还回旋在我的耳旁。他的诙谐、豁达，一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时光冉冉，一晃40年过去了。去年，我去大连给父亲祝贺90岁生日，同在一城的刘叔也受邀在场。刘叔已是80多岁老人，虽然鬓须皆白，精神依然矍铄。穿着西服套装，外罩风衣，一派绅士风采。

“刘叔，你看上去还是那样年轻，活力十足啊！”我由衷的赞叹着。

“哈哈！”久违的笑声依然那样响亮。

“我是人老心不老，实际年龄虽然80多岁，心理年龄也就50多岁。为了照顾我这个空巢老人，朋友们还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呢！”说着说着，他闪着诙谐的眼神，看着在场的50多岁的女摄影师。

“前几天，朋友给我介绍这个摄影师做女朋友，处一处也好，不行就做一般朋友嘛，这有啥，哈哈……”

难得刘叔有这样好的心态。有了好心态，才能有好精神，有了好精神，身体才能真正健康。现在生活好了，不是当年那个凭证、凭票，计划供应年代了。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人要健康长寿，精神生活一定要丰富多彩。但愿随风飘舞的凡立丁裤腿、划上记号的豆油瓶时代永远过去；而悠扬的华尔兹舞曲伴随着优雅的舞步，长奏长舞，历久弥新……

祝刘叔夕阳红似火，晚霞灿如花，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2014年11月17日于威海家中

　　2007年9月，我和我的老伴杨玉群，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人事局原副局长孙广平、牡丹江分局政研室主任张卫华同志陪同下，走访了黑龙江省八五七农场（兵团时期的四师42团，也叫过朝阳农场）。
　　我这次是借回垦区参加《农垦日报》50年报庆的机会，顺便去红兴隆和牡丹江两个分局看看。到了牡丹江分局，我提出要重点看看八五七农场。因为1958年3月，我曾经作为十万转业官兵的一员，从青岛海军集体转业到八五七农场四分场三队，在那里当一名普通的农业工人，大约生活了将近4个月。当年7月调到总场工作，不久考入八一农大就离开了农场。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我已从一个20岁出头的转业军人，变成了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头，很想知道如今的八五七农场是什么样子。
　　黑龙江省八五七农场，是1951年3月，由沈阳市劳改大队组建成立的。1954年划归黑龙江省公安厅，主要任务是接收劳改犯人，原名叫密山农场。1957年5月，划归中央直属的铁道兵农垦局，后改名为八五七农场。
　　1958年初，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近十万转业官兵从全国各地开赴北大荒垦区。我们数千名复转官兵来到八五七农场时，它还是一个条件十分简陋的小农场，仅有少量陈旧的农业机械，职工住的基本上都是“拉合辫”为墙（用羊草拌泥）的草房。转业官兵来后大都住临时搭建的“马架子”（一种用树枝和草搭建的“人”字形大草棚）。我所在的四分场三队，地名叫“老牛圈”，在雪地上新搭建两个住人的“马架子”，另一间草房做食堂。“马架子”内铺上草就是我们的床铺了。
　　当时从农场到生产队只有简易的乡村道路，有些队连像样的路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我上总场看病，坐马车走了大半天才走到。
　　春播时，我那个生产队的种子，全部是我们这些转业军人用肩挑、麻袋背从分场运到地里的。播种大豆，也都是用人工在拖拉机翻好的垡片上点播的。
　　当时的农场场部，除几栋陈旧的砖瓦结构的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房。场部招待所也是一栋草房，室内是南北两铺大火炕，客人就睡在铺了炕席的大炕上。场部只有一间小商店（面积大概有20多平方米），卖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场部还有一个劳改犯人集中居住的大院，里面有几栋草房。
　　上述这些，就是我记忆中农场的样子。虽然我在八五七农场生活的时间很短，但那是我一生中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到农场边界迎候的张运权场长陪同我们一边看、一边进行介绍。进入农场辖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水稻田，沉甸甸的稻穗已开始进入黄熟期，看来又一个丰收年已成定局。
　　张场长告诉我们，全场现有耕地52万亩，其中水稻就有37万亩。去年全场水稻亩产552公斤，今年预计全场粮豆总产可达到24万吨。平均粮豆亩产495公斤，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5亿元，利润1500万元，人均纯收入10000元。
　　谈到农场的农业基础建设和机械化情况，张场长说，现在全场农田水利等设施已经配套，兴建了朝阳节水配套工程，兴凯湖灌区工程，建设了标准化育秧基地，农机总动力达9.8万千瓦，机械化水平达95％以上。建成场内四通八达的高等级水泥公路107.5公里，建成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自来水入户率达80％，电话入户率达95％。
　　张场长还陪我们参观了水稻科技园区、新建的股份制奶牛场，从这里我们也感受到八五七农场在科技兴场和发展畜牧业上的工作力度。近年来，农场在农业、农机、畜牧等方面引进先进适用项目20多项，引进新品种25个，推广新技术23项，加快了科技推广速度。预计到今年年末，奶牛存栏8000头，年产鲜奶4.2万吨，畜牧业总产值1.3亿元。
　在参观访问中，八五七农场在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场有一个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拥有现代化教学设备，环境优美，包括幼儿教育、小学、初高中在内的教育园区，为农场职工子弟接受良好的教育创造了条件。2006年中小学部获“黑龙江省一类学校”称号，今年被总局授予“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近几年农场加大了卫生事业的投入。场部职工医院技术设备不断完善，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有94名医务人员（副高级职称4人，中级职称80人），设有病床100张，2005年正式通过了国家二级乙等医院的审核。
　　张场长还带我们参观了场区环境和新建家属区，看了几个作业区（由过去的生产队合并而成），感觉这里的小城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很有特色。
　　近两年全场新建职工住宅15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两户型小康楼48栋，高层住宅13栋，小康楼单户面积164平米。管理区建设多功能住宅192栋，户均面积90平米，每户都有卫生间和车库。
　　农场投资230万元，全面改造了占地85亩的场部公园——“翠园”。园内有人工湖、中心广场、健身区、休闲区、儿童活动区、垂钓区，绿化面积4万多平米，为职工群众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和活动场所。
　　农场还投资520万元，为离退休人员建设了3000平米的活动中心。中心设有棋牌室、老年艺苑、体育馆、微机室、卫生室、乒乓球室、台球室、阅览室等，为全场离退休干部职工休闲、活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由于八五七农场各方面出色的工作，2005年被国家文明委命名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2006年被农业部确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场；农场党委被黑龙江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晚上，张场长特意安排我们住进了新建宾馆的高档套间。并说，“当年你们转业军人艰苦奋斗搞开发，住的是马架子；今天农场条件好了，应该让你们来体验一下农场的变化。”进入房间，那高档的陈设和舒适的条件，比大城市的宾馆毫不逊色。
　　入夜，我和老伴走在灯火通明、霓虹灯闪烁的休闲广场上，看着广场上翩翩起舞的人群，心中不免产生一种感慨：50年前我参与开发建设的农场，今天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的轨道，我们那时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这样好。我深信，她的未来一定会和北大荒其他农场一样更加美好！

　　不知为什么，看到北大荒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些老知青总爱“忆苦思甜”。

　　天津老知青矫淑梅对我说，１９６８年９月她下乡到５２团（现在的鹤山农场），在连队当老师，她发现孩子们竟不知“楼”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她对这些山东移民和转业军人的孩子们说：“楼就是两个房子摞起来。”

　　老作家郑加真的《北大荒移民录》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位姓赵的飞行员少尉，从密山火车站走到８５０农场三分场四队，整整用了三天，一看只有几栋破草房。晚上，２００多人都住在大通铺上，男女都有，夫妻一对的挂着蚊帐，这边男的挨着那边男的，这边女的挨着那边女的。单身男女按年龄大小，男的从东往西排，女的从西往东排。当时他年纪小挨着一个老大姐睡。他说，当时草棚透风，土墙挂霜，冻得他啥想法也没有。

　　高教出版社的文科出版中心副主任吴学先博士是北大荒的第二代，她的父亲是中央直属坦克团的教官，也是１９５８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当时吴学先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她说，他们当时全家也挤在这样的草房里。当时条件太艰苦了，那年算她有１２个小孩儿出生，只有她一个活下来了。那１１个孩子，还没看到北大荒的太阳，甚至还没有穿上父母为他们准备的新衣裳，就夭折了。

　　回忆往事让人心酸，可是当你看着北大荒的土地上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到处都耸立起成片的楼群；当你看到一批批解甲归田白发苍苍的老军垦、一家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工，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你怎能不热泪盈眶！

　　朋友，现在当你走进北大荒的土地，吸引你目光的不仅有那一望无际的稻海麦浪，那像大阅兵式军人方队一样整齐的秧苗，那像星球大战的武器一样的样式奇特的农机设备，吸引你眼球的还有那湖畔山间林中草原上的都市楼厦、居民小区和文化休闲设施。那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场景甚至让你产生梦幻的感觉，那不是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而是北大荒的真实存在。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垦区的１１３个农场，将演变成的１１３个城镇，一起崛起在昔日荒凉寂寞的土地上，谁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对此《北大荒日报》有这样激情的报道——

　　“有人说，北大荒的历史就是不断创造神话的历史：它创造了人类拓荒史上的神话，它创造了现代化大农业的神话，而今，北大荒正在创造的神话就是那波澜壮阔的‘造城运动’。这场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造城运动无疑是北大荒历史上最精彩的民生乐章。”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中国几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走进城市，创造了中国飞速发展的奇迹，也给已经不堪重负的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已经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区产业化的北大荒垦区又开始了农场城镇化的进军。他们要让自己的职工家属住进自己建设的比城市条件还好、环境还佳的小城镇，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同时也吸引着更多的农民兄弟也住进他们的家园，成为他们共创伟业的同事。北大荒人想得很远，干得很大。在先治坡后治窝的时代，饱尝苦痛的北大荒人对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有更强烈的愿望。而垦区的各级领导又把此项工作当成了最大的民生工程。

　　我被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同志在全省旅游会议上的讲话所吸引，走进了当年杨子荣战斗过的林海雪原中的一个小农场。吉书记说：“中秋时节，走进海林农场，映入眼帘的是树木成林、草坪连片、鲜花盛开、溪水清潺，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欧式小楼，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绿树和草坪之间，山清水秀、如诗如画，欣欣向荣，和谐吉祥。”   海林农场党委书记周录春领着我们在这个花园似的农垦小城转了一圈，真切的感受是与对它的溢美之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外地招商回来的刘连学场长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们“棚户区泥草房改造”的指导思想。他们是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动手的。他们真是倾心尽力了：一是精心设计，让城区滨水而建。让住宅前有水后有山，依山傍水。二是房屋选型和布局多样化。我看到小区的房子确实一栋一样，楼房顺山势而建，远近高低各不同。因为这里森林密布，空气清新，夏季清凉，冬季白雪皑皑，酷似北欧的生态环境，他们所有的新建筑都追求北欧的样式。三是低密度、大面积、多功能。房子间距宽松，家家被绿树和草坪环抱。每栋小楼都有客厅、餐厅、卧室、洗澡间，还有客房、车库、太阳能供热系统和通讯网络系统。四是高标准绿化。春季种小树，秋季栽中树，冬季移大树，成套的绿化经验让场部掩蔽在树丛中，我发现南方的梧桐树、银杏树、火把树也被他们栽种成功。最让我惊奇的是场部的所有住户都用沼气做饭和取暖。场部那设备一流的养牛场里１０００多头进口奶牛的粪便成了生产沼气的原料，埋在地下的管线把这清洁能源送向每一家和场部的每一个企业。他们创造了北方高寒地区大面积使用沼气的经验。刘场长说，他们正在研究如何把沼气变成机动车的燃料。如果哪一天，你听说海林农场开出了沼气汽车和拖拉机，你一点儿也不用大惊小怪。

　　早晨我在场部的三岛湖公园散步，突然从办公室里传来朗读英语的声音，我好奇地跑去一看，几十人挤在会议室里，站在前面领读的竟是一个黑黑的外国人。场长刘连学和书记周录春都坐在学员的位置上。他们俩是其中的优秀学员，出国都不用带翻译了，刘场长还因为英语好，揭穿了中间商的猫腻，在澳大利亚买回价格合理的优质奶牛。周书记说，他们正全力打造学习型农场，只有高素质的职工，才能和现代化的城市适应，才能发展和管理好城市。这是比盖楼更重要的。

　　教他们英语的这个黑小伙叫艾瑞克，加拿大人，是农场招聘的外教，他与在宾馆实习的一个女大学生相爱结婚，现在已经在农场安家。他说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加拿大一样，工作比在那儿有意义。

　　近两年到农场安家的不止一个艾瑞克，大学生就有２０多人。八一农大农技专业毕业的李明伟和他的同学杨帆，是从大学里农场管理区主任助理培训班来到农场的，当时８００多个学生报名参加这个为农场培养领导骨干的学习班，只挑选了３０多人，他俩都在其中。小李已经当上了管理区的副主任，小杨在场农业科当技术员。他们结婚成家，在场部买了房子，已经安居乐业了，小小北大荒人也出生了。从东北农大财会专业毕业的周美净，没回老家齐齐哈尔，而是应聘来到了农场。现在已经是农场一家大企业的财务主管，她的丈夫刘鹏是当地青年，在第一管理区当副主任，他们有１２０平方米的房子，还有轿车。日子比在城市里的同学好得多了。还有那位叫孙宏伟的云南大学的植保研究生，他是从网上看到海林农场的招聘信息跑来的，他雄心勃勃，要在这片土地上干番事业。我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说她正在日本留学。我说，你动员她也来北大荒创业。他说，一定。

　　在这次采访中，我发现一个现象，随着垦区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好转，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愿投身垦区的建设。在前进农场新建的“高知公寓”里，我们看到４８名从１５个大学来的大学生，其中还有两名研究生。他们对生活条件和工作安排都满意，我说你们快结婚买别墅，现在便宜，以后就贵了。他们都笑了。垦区人事部门提供了这样的数据：这几年来垦区工作的大学生逐年增加：２００７年，２３０４名；２００８年，２４７９名；２００９年，３８２０名；今年将突破５０００名。这是不是北大荒的“新知青潮”来到了？作为老知青，我真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哪一个年轻的朋友不想让自己的青春更美丽，关健是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环境和条件。

　　离开海林，我们从东到西走了牡丹江、红兴隆、建三江、宝泉岭、绥化、北安、九三、齐齐哈尔分局的２０多个农场，每一个农场都有别具特色的城镇小区。每一个小城镇都做到功能完备，为民所享。“小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娱乐有场所，素质提高有场地”，已经变成现实。特别让我激动的是北大荒当年分散破落的学校已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集中办在场部的中小学，集中办在分局的高中。那里塑胶跑道的操场，风雨无阻的室内球场，液晶屏幕的电脑，设备齐全的语音教室和试验室，宾馆式的学生宿舍，这些让大城市的孩子都难以企及的环境和条件，北大荒的孩子们乐在其中。建三江分局党委书记王金会说：“老一代垦荒者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我们要对他们的子孙负责呀！办好教育，把北大荒的孩子都培养教育成为有用之才，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对此，他们真是竭尽全力了。据统计，垦区人均受教育年限１１.３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８年。

　　在北大荒采访的日子里，我总是在夜色初上时走进一个个绿树环抱霓虹闪烁的广场。我看到，老人们携手漫步，年轻人相依而行。穿着彩裙和短裤的姑娘在欢舞，踩着滑板的孩子在飞旋。文化宫里传出的歌声让我驻足，摆在门前孩子的版画让我留连。艰辛创业历经苦难的北大荒人和他们的后代终于过上了他们应有的生活，享受他们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康宁。我更喜欢那些笑意写在脸上的孩子，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他们中应该能走出更多像经济学家刘伟、金牌速滑教练李琰、作曲家王黎光那样的人才，他们都曾是北大荒的孩子，他们的父辈都是老垦荒战士。

　　看着一栋栋让城市人望而难及的住宅楼，特别是那些过去只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乡间别墅，我在想普通农场职工能买得起和住得起吗？在鹤山农场第一管区新建的住宅小区里，我们走进了费淑华家，那是两室一厅的８０平方米的新住宅，她只花了４.４６万元。她和丈夫包了３０００多亩地，还养了一台价值十多万的拖拉机，除了自家用，农忙时还为附近的农民代耕。凡是买房子的职工，农场还分五年多包给１５０亩耕地，这样谁都能买得起又住得起了。后来我发现每一个新建的农垦新城都有一个或几个新兴的企业，还有更多服务业的项目可以开发，让不种地的人有业可就，有钱可挣。

　　在８５０场部的别墅小区的小花园里，有两个小女孩儿在压翘翘板。我问其中的一个：“那是谁家的小楼？”她说：“我大姑家的。”“你大姑是干啥的？”我又问，她说：“种地的。”我的心里不禁一热，是呀，我们种地的怎么不能住别墅？难道住豪宅别墅是贵族和大款的专利吗？后来又在８５０农场的第十二管区见到一位住别墅的农民，他叫刘国，是二十年前从方正县来这里的，现在一家人都在农场安家，两个儿子都结婚成家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买了一栋１３０平方米的别墅，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奇瑞。车号：黑Ｇ９０Ｒ７８。老刘说：“农场的政策好，我们种水稻挣钱多，买车买房不算啥！”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获得劳动的权利，并通过诚实的劳动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北大荒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实现。

　　“耕种在广袤的田野上，居住在现代化城镇里。”这是省委书记吉炳轩对农场职工的希望，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他上任以来，２０多次到垦区视察，跑了３０多个农场，他希望垦区为这个北方农业大省的农业机械化、城乡一体化和更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北大荒农垦总局的总体布署是，通过几年的努力，把所有农场的生产队撤掉，职工搬迁到管理区或场部，原地复耕或建成畜牧业和副业基地。然后在垦区建成５个农垦中心城市，５０个重点城镇，５０个一般城镇，５００个管理区。建设的速度超出预料，到去年底，全垦区已经搬迁了７１７个居民点，涉及７.９万户居民，复垦耕地两万亩，新建住宅１２００万平方米，现在农场职工平均住房面积已达２１平方米。职工都住在城里，那下地干活怎么办？你放心，每一个农场都有送职工到田间的通勤大客，职工个人买车的也不在少数。我们了解到，曾经比较困难的查哈阳农场职工个人拥有摩托车２７０００台、轿车７８０台。人均占有量超过了中等城市。听说，建三江有的农场团购轿车，一次就开回几十辆！

　　从建三江东行，沿着青杨和樟树拥夹的大道走出一百里，就到了中国铁路的东北端的节点“前进”站，这个名字可能是王少伯将军起的，４０年前，他领着勇往直前的垦荒战士修筑了这条福前（福利屯到前进镇）铁路，既为了备战又为了运粮。

　　１９８４年８月１４日清晨，只拉着几节车厢的火车驰进了只有一栋站房的三等小站——“前进”。那时居住在小镇的前进农场的人们还在熟睡中。那个早晨正下着蒙蒙细雨。

　　据跟随这次历史之行的上海知青、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记者张坚持回忆：当时省农场总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赵清景和建三江管局党委书记王振捷、前进农场的场长孟吉昌走上专列看望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并向他汇报工作。他是利用在北戴河休假的时间，先飞到黑河视察边境，又从嫩江乘专列来到抚远荒原的腹地。他十分关心农场的改革。他问：“家庭农场办得怎么样了？办了多少？”

　　赵清景说：“目前办了４０００多个家庭农场，但群众有顾虑，阻力还是不小，甚至有的说，办家庭农场行不行，还要试试看。”

　　耀邦同志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写明白了，要办好家庭农场，还试什么？我们有些工作就是慢吞吞，建国３５年了，全国农业改革也５年了，还不能把家庭农场办好吗？不能再等了，什么怕两极分化，都是冠冕堂皇的言词。党的强国富民的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

　　赵清景说：“今年下半年，垦区要集中力量，总结办家庭农场的经验和领导机关转向服务经营的经验。加强改革中的思想工作，以加快改革的步伐。”

　　胡耀邦站起身来对秘书说：“办家庭农场，群众是怎么说的？”

　　秘书说：“上面放，下面望。”

　　“对，群众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你们的顶门杠拿走没有？不行就要调开，拿下来。工资照开，不开除党籍，身体不好的还可以到疗养院去。”说着，他笑了起来。

　　早饭之后，几位领导陪同耀邦同志在站台上散步。他问孟吉昌是什么时候来北大荒的。他说：“我就是１９５４年响应你的号召从哈尔滨来到北大荒的第一批垦荒队员，第一次见到你是２８年前您到萝北的哈尔滨庄看我们。”总书记抬起头来望着他笑了。“你还走不走了？”孟吉昌说：“不走了，我在北大荒扎根了！”王振捷向总书记介绍，他４６岁，是农场场长，也是高级农艺师，是农业专家。胡耀邦高兴地说：“好啊，又当领导干部又当专家好！做好一个领导干部年轻时受些艰难的锻炼好，哪怕是一百个困难，一千个困难也不怕！”孟吉昌对总书记说，明年是我们共青农场纪念垦荒３０周年，到时候请耀邦同志题词作指示。耀邦同志打着手势说，可以，可以。第二年的８月３０日，团中央的领导同志把耀邦同志写的“共青农场”几个大字送到了纪念大会上并代表总书记向北大荒人问候。

　　这之后，耀邦同志乘上直升飞机到洪河参观，农场的大面积的机械化作业和职工成片的楼房让他很高兴。接着又飞到兴凯湖农场，他问场长李兴武：“你们的家庭农场办得怎么样？”他说：“去年十八队办了水稻家庭农场，取得了丰收。今年全场都承包了。”

　　胡耀邦说：“很好，一定要办好家庭农场！”

　　这就是对北大荒怀有深情的耀邦同志留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后的一句话。他来的正是时候，北大荒的体制改革正处于关健时刻，家庭农场和现代化是不是“水火不容”的争论正在进行，相当多的人认为，办家庭农场是改变国营农场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发展下去，会导致国营农场的瓦解。原农垦部的一位老领导对总局的一位副局长说：“你们不要作末代皇帝！”一位开拖拉机的老劳模看着拖拉机被其他职工拉回家了，抱头痛哭。在这样的形势下，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已经办起的家庭农场出现了反复，农具被退了回来，许多职工无钱种地，农场陷于困境。这一切压力都让总局的一把手赵清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赵清景和农场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在思考，农场应该建立怎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和机械化的先进生产力相适应？他想起在美国访问时，他访问了许多像韩丁办的那样的家庭农场，在飞机上看美国的耕地是连成片的，可下来一看，那土地的边上建有一栋栋别墅式的小房子，这里住着一户户的农场主，他们或是夫妻或是父子或是兄弟，他们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美国，家庭农场和公司化的大农场并行不悖。在美国８０％的土地由家庭农场经营，那２０％的大农场也由个人经营。虽然我们和美国有许多不同，但农业的规律是相同的，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是相同的，看来家庭农场这种经营形式是可以适应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

　　细雨蒙蒙引来暴风骤雨，在电闪雷鸣后，又是晴空万里。有了耀邦同志的坚定态度、全力支持，赵清景率领着同志们全力以赴地推进垦区以建立家庭农场为主的体制改革，风雨兼程二十年，几经风雨见彩虹，一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垦区的“两自理”（生活费、生产费自理）和“四到户”（土地、机械、核算、盈亏到户）的家庭农场经营机制和“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才在逐步完善中建立起来。现在２０多万个家庭农场成了这片土地的经营主体，那价值数十亿元的农机具除了５０架飞机外，都是家庭农场的；４０００多万亩的耕地，包括领袖视察过的万亩大地号，也是由家庭农场经营的。

　　在北大荒开垦的初期，军事化的组织形式，集体化的劳动方式，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已经成为桎梏的旧体制被他们勇敢地突破了，而选择了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在农场的现代化服务和科学的指导下，百万农场职工和家属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奇迹。北大荒那片神奇而辉煌的土地是中国农业改革成功的最大的样板田。

　　朋友，请你跟着我去访问几户家庭农场。

　　这位纯朴憨厚的老兵，叫王木存，是垦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１９５８年转业到北大荒开拖拉机，虽然一年到头，累个贼死，家里过的还是穷日子。他家有５个壮劳力，日子都这样，别的人家就更别提了。要不是１９８３年春节他回河南老家过年，看到红红火火的家庭联产承包和家家由穷变富的日子，打死他也不想在农场搞“承包单干”，因为过去农场也试过，在文革中被整得够戗。这回他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队里的领导也支持。他是机务五级工，老伴是农工二级，大儿子是机务二级，女儿和小儿子是合同工。全家５口人，包了２２００亩地，还养了１０００只蛋鸡，租赁了队里的一套农具。人手不够，他们还招了三个人，两个驾驶员、一个农具手。这八个人起早贪晚干得特别卖力和精心。人之常情，这是自己家的事，谁能不使劲！那年虽闹了水灾，他家还是获得丰收。这个垦区第一个家庭农场当年纯获利２.７万元，是整个生产队利润的３倍，那可是上百号人有几万亩土地的生产队呀！这一下老王可出了大名，他们家被总局授予“模范家庭农场”，大照片被挂在中国农展馆。十多年过去了，老王家又开荒１５００多亩，向国家交粮２６０万斤，自有的农具已上百万元。但是王木存也渐渐被人遗忘了，因为比他贡献大的家庭农场已经成千上万了。

　　看来，我得领你看一家新出名的大户，它就是位于乌苏里江畔８５９农场的葛柏林家庭农场。老葛是和我同届的１９６６年的高中毕业生，１９６８年从佳木斯下乡到这个僻远的农场，他的父亲也是十万转业官兵的一员，子承父业的他从农工一直干到分场的场长和党委书记。他的卓越不群还赢得了北京女知青林莉的芳心。１９８５年的春天，老葛突然放弃官职领着也辞去场工会副主席的林莉要办家庭农场了。后来我问起老葛，你当时是不是心血来潮，他说不是。他说，最早的动机是受到美国电影《荒原小屋》和苏联电影《金星英雄》的影响，一个家庭开垦荒原和一个英雄让一个集体农庄由穷变富的故事，让他心猿意马地要自己办一个农场。当然，他从生产队队长干起，他深知职工“吃大锅饭”、农场靠国家给钱种地的种种弊端。而胡耀邦总书记视察时要求加快办家庭农场的指示，让他破釜沉舟了。

　　最初的创业十分艰苦，林莉用四根木棍支着一块帆布，脚站在泥水里给工人做饭，老葛开着拖拉机和工人一起挖沟开地。第一年开了２０００亩地，第二年被水淹没，第三年继续开。十多年过去了，老葛的农场现有耕地７０００亩、林地２０００亩、湿地９００亩。老葛还有更多的惊人之处，他是中国第一个自己花钱购买进口大型农机具的农户，他投资４８万元买了一台纽荷兰公司生产的Ｍ１６０大型拖拉机，驾驶员就是他的儿子葛麦，小伙子已经在北京工作，又回到北大荒和他的父母一起创业了。老葛还是中国第一个自费保护湿地的农户，他用２００亩熟地换回就要被别人开垦的湿地，自己花了１２万元，修了围堰，让湿地恢复了原貌。还有一项，他们可能是全国第一个成立党支部的家庭农场，林莉同志任书记，共有５个党员，包括老葛和他们招来的农场职工。更让人惊奇的是，老葛为职工盖了宾馆一样的宿舍，还在场部为骨干工人买了５套住房，还给他们上了５项保险。

　　三年前，我走进了这个荒原深处的“乌托邦”，我看到绿林环抱的乡间别墅，庞大的农具场上成套的外国机械，水鸟低飞游鱼戏水的湖泊和通向田间的林荫大道。当然还有挂在客厅墙上“全国种粮十大标兵”的奖状。从２０００年以来，他们每年生产１４２０吨粮食，能装４０节车皮，如果按每人每年３００斤口粮算，他们的农场能养１００００人！

　　今年七月我又见到了老葛，不是在他的农场，而在他乌苏里江畔的“老橡树庄园”，他正在建设一个旅游度假的村落。他又一鸣惊人了，在保持原有农业生产规模的同时，他要向旅游业发展了。他说，家庭农场也要与时俱进，可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这个理想的环保主义者，他建设庄园的动因是江边有人砍倒了百年的老橡树（中国人叫柞树）。他承包了沿江两公里长老橡树最多的湿地，现在已建了两栋美国维多利亚式有外廊的房子和一栋树丛中的花园式的酒店。老葛一家承包期为五十年，在工地上我看到了开推土机的老葛的儿子葛麦和从北京回来度假的孙女葛豆豆，看来他们是要子子孙孙干下去了。

　　老葛对我说，家庭农场应该是现在最好的农场经营方式了，再吃大锅饭那是不可能的了。当年美国西部开发时，也试验过许多形式，最后还是选择了家庭农场这种方式。美国搞了一百多年了，农业世界第一，中国只要坚持下去，吃饭没问题，粮食和农副产品还可以大量出口！

　　老葛让我告诉更多的朋友来建三江旅游，特别欢迎大家来“老橡树庄园”。

　　在当年耀邦同志播下“火种”的前进农场，我还见到两位朋友，他们对家庭农场的看法竟和老葛完全相同。满脸斯文的张林，２５岁，当地出生，佳木斯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已经在哈尔滨的一家军工企业就业，还落了户口，正要给他安排房子，他却回来种地了——接他爸爸的班，在第四作业区包了３５０亩水稻。他认为他能比老一辈人干得更好，第一年他种的水稻亩产１０００斤，第二年亩产１１００斤，第三年，也就是去年亩产１２００斤，纯收入达到２０万元。佳木斯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妻子也回来了，在场部医院当医生，他们住在场部新买的别墅里。他又买了台轿车，那是他上班的工具，岗位就在他热爱的大地。作为北大荒第三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农民。

　　我试探着问一脸古铜色的种粮大户苏正国：“现在你们家庭农场这种方式能不能换一换？”他立刻变脸了，“那是坚决不行的！我们谁也不能再吃大锅饭！”他两口子的农场在十六作业区，每年向国家交２００吨水稻，自己还有大型农机具。他们住在场部的新楼房里，８０多平方米，他有点儿后悔：买小了。最令他骄傲的是儿子在舰艇学院学习，还参加了国庆大阅兵。我说：“你们爷俩一起接受检阅，黑龙江的龙车上不是写着‘北大荒——中华大粮仓’，那里面也有你上交的２００吨！”他笑了。

　　农场职工如此欢迎曾被他们拒绝的家庭农场这种形式，道理并不复杂，他们把自己的命运都和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那里有他们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美好前途，只有傻瓜才不好好干呢！他们也不回避机械化和大生产，更不拒绝及时的指导和社会服务，因为那样他们能多打粮食。２０万户家庭农场是整个垦区的细胞，细胞充满活力，垦区自然生机盎然。不过也有人担心，什么都以个人家庭为主体，那不都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了吗？说实在的，我也这么想过。后来，这样的一个人感动和教育了我。

　　他叫朱广银，是海林农场第一管区的一个家庭农场的场长。２０年前刚开始承包时，风险很大，大家都不愿意干，他带头包了１８００亩，经过２１年的经营，那地成了熟地好地。在外地打工的职工看种地挣钱，又回来包地，领导很为难，他主动让出了７００多亩包给了别人。凡是不会种地的他教，不会开机车的他教，别人种地贷不下款，他给担保，年底别人还不上，他给垫上，有时一年垫好几万元。他家的工具别人随便使，有时自己急用了，他再去买。四川闹地震，他捐了两次款。场里组织的公益性劳动他都抢着参加，就是重病住院的前几天，他还在水库工地背沙子。今年春天听说他得了癌症，全队的人都哭了，他们都放下自己家的活，只用了三天，就把朱广银家的地种完了。老朱去世时，正是春播最紧张的时候，管区的好几百人跑到几十里外海林县的殡仪馆向他告别，那揪心的哭声感动了许多人。朱广银死后，好多职工到他家还债，他的妻子说，老朱没有交代呀，家里也没有你家的欠条呀！面对还债的人，朱广银的妻子放声大哭，边哭边说：“你们都是好人哪！”在场的人都哭了，“老朱才是大好人哪！”

　　北大荒到处都有亲人般的爱，到处都有感人的故事。

　　还有一点需要交代的，胡耀邦同志离开前进车站时对总局分局和农场的领导说：“垦区要发挥家庭农场的作用。交通道路、商品流通要采取民办，联合办，包括修公路、修铁路、修飞机场。现在铁路就修到‘前进’站，到了‘前进’就不前进了？”

　　现在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在天之灵了，现在前进通向抚远的铁路已经启动。这些年，建三江和整个北大荒的建设突飞猛进，有国家的支持，更有家庭农场的巨大贡献。“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歌我们唱了一百多年了，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一种方式，让人民发挥出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积极性，现在北大荒人找到了。

　　我们在前进，前进！

　　辉煌的建三江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三江环绕和七河贯通，把抚远三角洲变成一片汪洋的水泽。河道坡降只有万分之一，想排也排不出去。“别拉洪”满语为“大水漫地”，而以它命名的这条大河流经１０个农场，使２００万亩的耕地成了涝洼地。而曲折如飘带的挠力河、七星河、浓江河、鸭绿河，一到雨季也从淑女变成了妖女，冲毁堤坝，吞没金黄色的麦田，让十几万人一年的辛苦倾刻化为乌有。最惨的是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连遭涝灾，这两年的损失相当于３０年来国家给建三江的全部投资，等于一万台新出产的拖拉机被水冲走了。

　　就在这个关头，老农垦刘文举走上局长的领导岗位。１９５６年早春从佳木斯农校毕业的他背着一套行李和几本书，从佳木斯乘火车出发，在一个叫双山的小站下车，开始了他的农垦生涯；３０年后的１９７６年，他带着一双儿女和一汽车的家当，又从双山回到了佳木斯，当上了新恢复的农场总局的副局长。在九三分局的那些年月里，从生产队的技术员干起，当过队长、场长、兵团五师管农业的副师长。他拼命为之奋斗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要让黑土地多打粮。在当过十年副局长后，他要大展宏图了，却生不逢时遭受大灾。

　　面对垦区的地图，他满脸忧愁。这么多年，在国家的支持下，他们在水网密布的三江平原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但却经不住连续两年的水灾。现在必须换一个思路了。其实，老局长王强在任时已经大声疾呼：“咱们再也不能在种小麦这一棵树上吊死了！旱路不通走水路，多种水稻，少种小麦！”主管农业的他为垦区制定了一个３年发展水稻１００万亩的计划，然而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种水稻没有种小麦那样的机械力量，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农场职工难以接受。现在看来，只能背水一战，不想种也得种了，以稻治涝，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刘文举靠他的真诚和经验，很快统一了全局上下的思想，“以稻治涝”很快从一句石破天惊的口号变成全垦区的“化害为利”的行动。但种什么水稻，用什么方法种稻，他却从一个日本农民那里得到“真经”。１９８０年７月，７６岁的北海道农民藤原长作随日本的一个民间友好组织访问方正县，面对着当地政府为日本开拓团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的骸骨修筑的公墓，他潸然泪下。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侵华战争，但我要把种水稻的技术传授给善良的中国人，以此来向中国人民谢罪。因为他发现这里的自然环境和他的家乡相似。就这样，他第二年在方正县试种了２７．４亩水稻，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旱灾，还是创造亩产６５０多斤的好收成，比农民种的水稻每亩多２００多斤。因此，这位被日本称为“水稻大王”的藤原长作的“旱育稀植”的方法就在方正县一带推行开来。刘文举的家乡阿城的农民也尝到了甜头。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在垦区推广呢？刘文举想到了他。这时，这出决定垦区命运大戏的另一个主人公该出场了，他就是现在被誉为“北大荒水稻之父”的徐一戎。

　　这位身高面黑似老农的徐一戎，１９３７年在奉天农业大学就读时，就迷恋上了水稻。可毕业就失业的他一直到光复之后才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农业部门的工作。为了研究水稻的理想，他又自愿来到莲江口农场。正当他的水稻种植研究初见成效时，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妻离子散的他被遣返回辽宁北镇县，他没有回到生活条件好的老家，而是自愿到一个叫南大荒的地方试种水稻。第二年，他指导的５０多个村子种的１０万亩水稻亩产提高了１２４斤。１９７２年落实政策后，他回到了北大荒，他的心愿是在高纬度的寒带也能种出高产的水稻。经过１０００个日日夜夜的风雨，他终于在８亩试验田里，用他选用的“合江１９号”创造了亩产千斤的纪录，他研究出的寒地水稻直播技术获农垦部科技成果二等奖。至此已经功成名就的徐老可以坐享其成了。可这时日本农民藤原长作的“旱育稀植”的方法引起他的注意，他跑去一看大开眼界，旱育比水育能增加积温，这正是寒地种稻要解决的问题；而稀植有利于稻秧分蘖，这正是高产要解决的关健。他对刘文举说：“我的直播打破了北大荒水稻不能高产的定式，但要想大面积高产就得学藤原的旱育稀植！”徐一戎勇敢地否定了自己的种稻方式，决心全力推进日本人“旱育稀植”的方法。在他看来为国家增产粮食比什么都重要！

　　得到徐老的认可，刘文举下决心要在查哈阳农场进行大面积的“旱育稀植”的试验。这个场子有多年种水稻的传统，当年日本侵略者曾在这片水源充足的平原上规划一个种１５０万亩水稻养十万关东军的“大查哈阳计划”，曾强迫１５万中国劳工为他们修筑水渠，结果有５万人死在此地，至今太平湖的“万人坑”还有劳工的残骨。后来日本开拓团扔下半截子工程溃逃了。日本人的失败却让刘文举看到中国人的希望，但由于种植方法不对，查哈阳水稻产量不高，经营亏损。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水改旱了，结果场子更困难了。这次，刘文举采取行政命令和科学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行“旱育稀植”，徐老的课堂摆在了查哈阳的地头。于是奇迹发生了，查哈阳连续七年水稻丰收，创造了总产单产利润超历史纪录。种地的人最看重的是收成，有了查哈阳的经验，扩种水稻就成了大势所趋了。而刘文举最在意的是东部涝区建三江的扩种步伐，有切肤之痛的建三江分局的领导请来查哈阳的领导和技术人员现场讲座，又组织所有生产队长来查哈阳学习，很快在１５个农场全面铺开，水稻的种植面积发展到耕地的八成。这可忙坏了徐老，几乎每个农场的稻田里都印着他的脚印。实在跑不过来，徐老废寝忘食编了《水稻栽培必读》、《寒地稻作》、《寒地旱育稀植“三化”栽培图历》。这三本书成了稻农随身携带的“老三篇”。老徐的书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读，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那本图历，什么时候，稻子长几片叶，你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告诉得清清楚楚。后来徐老又编写了一本《水稻叶龄诊断栽培技术》小册子，稻农说，按着这本册子搞生产，谁都能把地伺弄好！这次走访种稻大户时我发现，他们都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挂着徐老的“图历”，那地方过去是摆祖宗神位的。徐老在他们心里就是“农神”和“财神”。

　　我们登门采访徐老时，他已因中央媒体近期的集中宣传而名扬天下了，可还恬淡如常。他希望更多的人享用他那晶莹如玉温润如脂香甜入口的北大荒大米，知不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无所谓。怕打扰他平静如水的生活，我只问了他几个问题。

　　“当年为什么下决心要一辈子研究水稻？”我问。

　　“因为生气！我读的大学是日本人办的，和日本、韩国的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可学校只让日本学生吃大米饭，韩国人可吃一半的大米饭，而我们中国学生只能吃小米、高粱米，吃大米就是犯罪。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大米，却不让中国人吃。这是不能忍受的屈辱！我下定决心，让更多的中国人吃大米！”说着，徐老有些激动。

　　“为什么你已经在家乡搞出成绩，还要回到伤心地？”

　　“因为北大荒地大、纬度高，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种出高产水稻。再说，我看着农场的人用三斤白面去换一斤大米吃，我心里难受。”

　　“你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增产粮食６００亿斤，增效１００亿元，贡献这么大，为什么还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又预支了几个月的工资凑够１００万元都捐出来了？”

　　“增产多少粮，多挣多少钱，我不知道。我要建立一个水稻基金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水稻研究，中国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徐老说得很平静。在他看来这件事也很平常。

　　在徐老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他的妻子王淑英，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分手五十多年后，他们又破镜重圆了。我们有些好奇。王大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还不是心疼老徐！都这么大岁数，都有个照应。我们俩１９６０年离婚的，到１９８０年他才又找老伴，那２０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别看他研究了一辈子水稻，连大米粥都做不好。他大半辈都是吃食堂，吃百家饭。其实他的工作很单调，早上四点起床，就走到试验田，一去六里半，回来又是六里半。吃完早饭后，他再去试验田，又是两个六里半。午间回来吃饭，下午再去，又是两个六里半。边走他便数电线杆子，共３１根。不在研究所，他就下农场，也是在田头转。”

　　我们又问：“你最敬佩徐老什么？”

　　王大姐说：“只有两个字：执著。他一生只有一个心思，就是种水稻。今年６月初那几天气温特别高，老徐着急上火，他说温度高水稻秧疯长，如果肥跟不上，穗就成熟不好，影响产量。６月３日，他一宿没睡，天一亮就让我陪他到总局找领导，我们一直在门口站着，碰到上班的隋凤富局长，他才放下心。根据他的建议，全局对所生长的水稻采取了补肥措施。这就是我的命啊，当年不得已我离开了他，现在老天又派我回来给他做饭、打扫卫生和领道。别看他走垅台飞快，一米多宽的沟一步就跨过去，可在哈尔滨上街，我不领他，肯定迷路。”说着，她竟笑起来。徐老说，在单位我有助手，在家她就是助手。

　　王大姐还说，明年老爷子８８岁了，是他的米寿。过去他说，我一辈子研究米，能过米寿，就知足了。我看，他能活过一百岁。

　　我说，那是我们北大荒人的福分！我常想，徐老等科技工作者和刘文举这些专家型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十万大军，是垦区的中流砥柱，他们质高价廉朴实能干，无怨无悔地以事业为生命。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命运多舛，忍受屈辱，但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就像大地里的苦菜花，即使被碾压和践踏过，每年都会开花并默默地把自己的种子撒向田野，让大地总是花开不败。

　　王金会书记和我们兴奋地回忆了这场建三江和全垦区的种植革命，他说，这场革命先是带来一次“移民潮”，十万农民下三江，解决了我们水稻扩种初期劳动力紧缺的问题，现在有两万多农民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成了我们的先是共苦现在同甘的兄弟姐妹——他们和农场职工享有一样的权益。再有就是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为了适应大面积水稻生产，我们先后从美国、日本、韩国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激光平地机、工厂化育秧设备和最先进的插秧机、大中型的水稻联合收割机。最近我们和中国电信合作，把３Ｇ技术用在大棚的管理上。稻农坐在家里的炕头上就能用手机控制大棚的工作，已经不是梦想了。中国的建三江，已经成了世界农机各显神功的大舞台，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稻农风里来雨里去，水一把泥一把的艰辛劳动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一年的水稻生产只需要“五个十天”：十天完成整地，十天完成育秧，十天完成插秧,十天完成收割，十天完成秋翻地。而这一切都由“赛先生”代劳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建三江和整个垦区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抗灾能力，保证了粮食的高产稳产，也保证了国家粮仓的充足，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此刻，我的耳边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那件事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４月一天的深夜，总局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王俊书的电话响了，对方说：我是国家经贸经委的，国务院领导刚开完会，“非典”的肆虐，让群众恐慌，北京的老百姓开始抢购粮食，我们已经问了许多省，有的库里没粮，有粮的又没有加工能力，你们黑龙江垦区能不能解决？主任放下电话，马上拨通了哈尔滨总局领导的电话。不到一个小时，总局的答复报告给了国务院：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能按时完成任务！就是这一天晚上，建三江的５０条制米生产线连夜启动，第二天，装满新米的两列火车从建三江出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连着七天每天发出两列火车，接着２１００吨精制的大米摆在了北京各大超市的显眼处。那一天，在北京市场视察的温家宝总理，对着国内外的记者说，你们看北京市场的粮食是充足的，大家不必紧张。

　　２００８年５月，这一幕几乎在建三江重演，支援四川地震灾区的大米专列从这里出发，和其他分局的专列在哈尔滨南的编组站集结，然后２４６０吨粳米带着北大荒人的心意向灾区飞奔。

　　建三江的许多同志和温家宝总理握过手，他曾三次来到这片土地上。他对北大荒人说过：中华大粮仓，拜托黑龙江！

　　重托在肩的北大荒人是不能在危难的时刻，让国家，让我们的总理因粮食问题为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荒人义不容辞！苍天为鉴，大地作证。

　　在离开建三江的路上，我们的车上一直回旋着这样的歌声：

　　你不是黑色的土地，你是绿色的土地，

　　风给你梳妆，雨给你洗礼，科学给你奇迹。

　　你不是黑色的土地，你是金色的土地，

　　绿色米都，金浪连天际，从此天下不缺米……

　　歌词的作者蒋开儒也是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垦荒战士，他唱过“春天的故事”，这回又为流过血和汗的土地唱起“秋天的故事”。

　　从友谊农场向东北方向进发，有一种慷慨悲歌的豪壮之气涌上心头。１９６９年的那个风雪狂暴的冬天，这条苍茫的大道上，“车辚辚马萧萧”——解放牌大汽车呼啸而过，敞篷的后车廂里挤满了穿着厚重棉衣的老战士和新知青，“向荒原进军”的红旗在他们头上猎猎翻卷，那“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歌声，让风暴退却。跟在车队后面的东方红拖拉机群隆隆地轰鸣，好像为这北上的垦荒大军奏响进军的鼓点。每一个拖拉机的后面都拖着一个大爬犁，那上面装着开荒的设备和开荒者住的帐篷、吃的粮食。

　　北上大军的目标是中国最先看到太阳的抚远三角洲，那是一片冬季大雪覆盖春天荒草萋萋的荒原。与荒原隔江相望的就是正与中国交恶的苏联。就是这一年的春天，百里外的珍宝岛已经成了中国军人保卫祖国领土而流血的战场。为了备战备荒的战略需要，党中央决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扩建一个第六师，位置就在抚远荒原。靠近荒原的三师的三个团（农场）划归六师，由各师组织队伍，再建十个团。于是就出现了这千军万马进军抚远荒原的壮景，许多兵团战士是写了血书才进入这支队伍的。他们做好了血染疆场的准备。

　　指挥这场进军的是少帅王少伯，他是从３９军派来的现役军人。这位１５岁参军、１７岁入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争中都是打冲锋的角色，他又自报奋勇地投身了这场屯垦戍边的战斗。这一年他才３９岁。同时被沈阳军区派来的还有３４２名现役军人，他们都是师部和新建团的领导骨干。这一年的１１月，六师师部落脚在原七星农场的场部，这只是个几千人的无名村落。

　　有人对王师长说：“咱们给这地方起一个名字吧！”

　　王少伯想了想说：“就叫‘建三江’，咱们要把三江平原建成米粮仓！”于是在刚刚用松枝和白桦杆搭起的师部大门上挂上了王师长写的“建三江”这三个遒劲的大字。一般地名都用名词，可这个军人别具一格用了动宾结构的一句话“建三江”，开始还有非议，后来叫习惯了，觉得很顺口，现在“建三江”这个名字已经传遍了全世界。１９９６年６月，李鹏总理来这里视察时，对“建三江”这个名字很欣赏，他说：“建三江，‘建’是个动词，用得好！”这时这个城市的缔造者王少伯将军已经从省军区副司令的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后，他来过这片他曾倾注心血和汗水的土地，那一天他受到了建三江人民的夹道欢迎，这个在战场上从未落泪的军人，不禁热泪沾襟。

　　今天，我们终于走进了这个已经住着十万人的农垦新城，只能用“震惊”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感受，像北京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十里大道让我们震惊，沿街高耸的鳞次栉比的楼群让我们震惊，正在建设的职工住宅小区那一排排造型新颖的别墅让我们震惊，街头上走过的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让我们震惊，让我们震惊的还有比哈尔滨的学府还要壮观的中学、设备国内一流的医院、湖水涟漪亭台掩映的公园……

　　而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只是建三江垦区的中心，而在她那１.２３５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开垦出５７２万亩土地，１５个装备精良的国营农场以高出全国５２个百分比的机械化程度，每年为国家生产近百亿斤的粮食，那高大粗壮的银色的大罐里储藏着数以百万吨等待国家调运的粮食。这才是值得我们震惊、值得北大荒人骄傲的。４０年在历史的长河上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可有志气有理想又富于创造精神的建三江人，在这片留有日本开拓团逃亡遗迹的荒原上，绘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迷人的图画。见多识广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参观过建三江垦区后兴奋地说：“很高兴看到你们是国家的大粮仓，为国家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我到过许多国家，建三江的现代化大农业可以说世界领先！”

　　建三江的作家朋友李丕显建议我们到下面跑一跑，他说：“那真是风景如画，大地如歌，疑似江南水乡胜江南水乡，你可以看到大平原的广袤、大米都的恢弘、大湿地的深邃，大界江的浩荡。如果你一年四季都能来看一看就更好了，你会看到：春天的绚丽，夏天的丰腴，秋天的殷实，冬天的静穆。”后来我发现由于对家乡爱之情切，每一个建三江人都成了乡土诗人和艺术家。真的，不信你就抓一把稻谷向人群中一撒，一定会砸着好几个摄影家。这里的景色之好变化之大，让你不得不拿起相机。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在电视上看到过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北大荒的镜头，他走进的那片绿波荡漾的大地，就是中国最大的地号，面积１６０００亩，可以容纳６架飞机同时作业。如果你能亲临其境，你就会真切体会什么是天高地阔、一望无际的意境，你就会领略大农业的雄浑气魄和北大荒人的宽广胸怀。也许你就看到过央视的“心连心”艺术团在建三江演出的宏大场面，那作为背景的高耸入云的粗壮的银罐，就是国家的储备粮库，那里盛满了建三江人对祖国的贡献，真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在走马观花式地跑过几天，看过了“大地号”和“大粮仓”这些比建三江人描绘还要壮丽的风景后，我们找到了建三江分局的党委书记王金会，他被称为建三江的“王铁人”，经常早上三点多钟跑地号、晚上十点多钟召开干部会议。到省城办事经常是夜里乘车，白天办完事再连夜回来，第二天又出现在地头上。好在垦区的干部已经适应了这种“白加黑”和“五加二”的工作方式。王金会也有自己的道理：“我们是农民，要赶农时，不能像城里的机关干部一样按部就班。再说了，王铁人能少活二十年，拿下大油田，我们就不能多辛苦点儿，早日建成大粮仓！”

　　我说，你们不建成“中华大粮仓”了吗？他说，我们还想建得更大。农业技术员出身的王金会已经在建三江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了，先当局长后当书记，他说建三江能发展到这么有规模，有两个人我们是特别不能忘记的，一位是总局的刘文举局长，一位是老专家徐一戎。刘局长提出的“以稻治涝”的思路和徐老的技术支持，使我们走出灾难，成为中国最大面积的粳稻生产基地，又是中国最大的稻米储藏和加工基地。

　　王书记颇有些自豪地说：“我们创造了好几个中国粳稻生产之最：种植面积最大，７３０万亩；总产最多，年产近１００亿斤；单产１２００斤，全国最高，超过了日本韩国这样的水稻高产国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倍。２００６年建三江被中国粮食协会授予‘中国绿色米都’。我们水稻销路很好，因为是纯绿色食品。我们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卫士，也是食品安全的卫士。”当然“以稻致富”也使他们成为中国农村最富足的地方之一，人均年收入早就超过万元，人均的住房面积也是领先。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士华先生称赞他们：“神奇的黑土地，神奇的优质米，神奇的三江人。”中国首席水稻专家凌启鸿先生说他们：“寒地水稻之最”。曾任黑龙江省长的栗战书说：“中国农业看黑龙江，黑龙江农业看建三江。”王书记还是建议我们，要写垦区的发展多写写刘局长和老徐头。

　　在雁窝岛，我们接受了一次北大荒精神的洗礼。为感受北大荒的物质力量，我们奔向被称为“天下第一场”的友谊农场。与８５３农场同属红兴隆农垦分局的“友谊”并不遥远。走出三江大湿地，便爬上了锅盔山的余脉，山下那被纵横交错的林带环抱着如绿锦一样的大地，就是友谊农场了。

　　一走进钻天杨搭起的绿色长廊，我们这一行的“向导”——农垦总局的文联主席张佑臣就兴奋得像个春游的孩子，“友谊”是他的老家，这个山东移民的后代，就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在生产队当农工时，因为写了一篇标题新颖的小稿被调到场部搞新闻，从基层的通讯员一直干到农垦日报的总编，又因为多才多艺，当了北大荒文坛的头人。他动情地说：“这路边有我栽的树，你看都高耸入云了！”

　　我总问他为什么友谊农场被称为“天下第一场”，他说是因为地大，１８８８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和新加坡面积的总和，其中耕地１５０万亩。这么大规模的农场，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都是最大的。他说，“友谊”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大，最重要的这片土地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验场，是世界农业机械“谁是天下英雄”的比武场，更是中国农垦英雄开天辟地的舞台。我想，“友谊”的大，还因为她的包容天下为我用的宽大胸怀，而这种大是对小农经济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自艾自怜的一种反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就是从小走向大的。

　　夜幕下的“友谊”市景繁华、灯光璀璨、人流如织，这是垦区唯一场县合一的地方，场部便是县城，居民多数为农场职工。我们走到了“友谊”场部前，朝南的是一座黄色的二层小楼，与其对面环立着的四座红色的小楼围成了一个广场，花坛的正中耸立着毛主席的雕像。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表达了要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的愿望。在中国五年大庆时，苏联领导人又在天安门城楼上热情地向毛主席表达了这个意向，毛主席笑着点了头，他知道建设机械化的大农场是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最好办法。老大哥的情意我们要领。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２日，苏联政府代表团正式向中国政府发来建设大型谷物农场的方案：“特请你们接受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的，为组织拥有两万公顷（３０万亩）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须的机器和设备”。当天毛主席复电，对苏联政府和人民的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指示：“这个国营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的宝贵经验。”１２月７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国营友谊农场的决定》，周总理提出友谊农场的任务是：“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会议决定任命黑龙江省农业厅长王操犁为场长。在共和国的建设初期，我们是需要老师的，那是这个新生国家的“学生时代”。苏联的农业机械化毕竟比我们先走了一步。苏联派来的专家有一流农业科学家，还有实践经验丰富的农场管理者，退休的总局副局长朱文熹回忆，当时派到十一队当顾问的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乌克兰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斯丹考，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真心帮助我们。

　　在茫茫的雪原上大梦沉沉的集贤县兴隆镇，突然被隆隆汽车声震醒了，一帮穿着皮大衣的“老毛子”（俗称苏联朋友）和穿着棉大衣的中国人，开入小镇，住进了破仓库和茅草房，然后又扛着杆子，背着仪器，走进风雪呼号的荒原。他们在雪原上插上了一行行的小红旗。

　　接着一批批穿着黑色干部服的年轻人和戴眼镜的大姑娘小伙子，也来到了荒原，住进了帐篷和临时搭起的草房里。听说，那些穿干部服的多数人当过“县太爷”，是来当农场的生产队长的。这些农村的基层干部向往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新农村，他们真的想在这里大干一番。那些戴眼镜的人都是念过大书的专家，还有从国外和北京来的大学生，苏联年轻人投身新生活的热情，也让他们激情燃烧。那年的雪特别大，除夕之夜刮起了昏天黑地的“大烟炮”，帐篷里传出了《勘探队员之歌》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就在现在的场部不远处的一片荒地上，王操犁场长庄重地把一面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并宣布友谊农场成立！

　　这时，与先遣队一起进入这片荒原的我们的同行（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国青年报、黑龙江日报的记者）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最大的粮食工厂正在荒原上崛起”、“中国农业鞍钢在北大荒开建”。可尊敬的《黑龙江日报》的前辈这样报道这里的工作：“专家们在雪雾蒙蒙和严寒天气里勘测是这样的艰苦，从勘测镜里寻找在寒风中摇摆的测旗，眼睛被寒风吹出了热泪，很快在睫毛上结成了一串冰珠。脸被冻白了，手被冻僵了，做记录的笔顺手掉在雪地里。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他们刨开冻土，光着手一层层地剥取土样。手里拿着铁器就像针扎一样疼，稍有不慎，就会粘一层皮下来，疼痛钻心呀！”

　　当然，他们也注意到在穿黑干部服的队伍中有一个“年青的老革命”，他叫王正林。他在北京读中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为南下抗日，他孤身泅过永定河。在武汉与抗战宣传队的进步女学生肖寒相识相爱，他们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又一起到新四军办《拂晓报》。抗战胜利后，他们抱着一岁的女儿进军东北。他２７岁就担任了县委书记。１９５４年冬天，刚刚担任吉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他又投身建设友谊农场的新战斗。他被任命为友谊农场副场长兼总农艺师。那时他的妻子正在中央学校学习，他把四个女儿放到哈尔滨，就赶到了风雪弥漫的兴隆镇。为支持他的工作，肖寒后来也调到农场担任场党委副书记。从此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东北的土改中，他们就恋上这片黑土地，他对妻子说过，要干大农业，就在黑龙江！在和苏联专家一起规划农场时，他提出要预留一块做墓地，老大哥摊手耸肩，不解其意。他说：“人总要死的，将来我死了就把骨头埋在自己开发的土地里。”他还写了保证书。那年他只有３６岁。２５年后，这位为中国农业农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战士真的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朦胧的夜色中，我们穿过扭秧歌和做健美操的人群，走进了友谊县的人民公园，在松柏丛中，我们找到了王正林朴素的墓碑，那是农场干部职工自愿集资修筑的。在他的雕像前，还摆着鲜花。张佑臣主席说，在“友谊”的职工中，王正林的威信很高，建设农场的初期，他亲自领着垦荒队足足干了两年，开出４０多万亩土地，比计划多开了１０多万亩。他在友谊工作六年里，就是后来他当了场长，大多数时间都在生产队和地头转。“友谊”太大了，他总觉跑不过来，孩子们现在还记得爸爸的脚上总是那双沾着泥巴的农田鞋。下基层有时住办公室，就睡在椅子上。有时住职工宿舍，就钻进上夜班工人的被窝。到了生产队，他总要抽空和职工一起干活，翻粮、灌袋、码垛、锄草、排水，赶上啥他干啥。１９６３年他担任了东北农场总局的局长，文革中备受摧残。１９７６年，省农场总局成立时，已经在省里担任要职的他，又主动要求回垦区“重整旧山河”，他把家又从哈尔滨搬到了“伤心地”佳木斯，他对肖寒说，干农垦是我的本行，我还没干够。１９８０年组织安排他到广州疗养，可他又抽时间跑了南方好几省，搞建设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调查，赶不上火车坐汽车，没有卧铺就坐硬席。为写这份调查报告他昏倒在办公桌前，手里还握着笔。他逝世时，才６１岁。北大荒人说，王局长是为垦区的发展累死的。

　　我们离开公园时，门口的广场上几十人围在一起唱《南泥湾》，那歌声在公园上空久久回荡，唱歌的人大多都白发苍苍，大概许多人是王正林的荒友。听着他们的歌声，我的心里不禁一热，从南泥湾走到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农场，有多少人倒在了路上！他们是这条伟大的路上的铺路石啊！

　　第二天，我们终于见到了几位王正林的老战友。７９岁的刘焕高说，我是１９５５年春天来的，我是王岗省农技校的毕业生，那一批共来１４２５个人，都是学农技的中专生，经过一个月的学习，都当上拖拉机手，那拖拉机是苏联出产的最新式的，还有康拜因收割机和种管收的全套农业机械，共有２１７８台（套），可以装备１２个机械化生产队，耕种３０万亩土地。机器设备都运到了福利屯火车站，老大哥真热情周到，连电话机、电影放映机和宿营车都送来了。当地许多农民坐着马车去看热闹，不太相信这些铁家伙能种地。１９５２年５月２日，在农场一分场二队举行开犁仪式时，附近的农民都赶到了地头，看着９台拖拉机拖着大犁并进，后面翻滚起黑土的波浪，大家都欢呼起来。

　　从５９７农场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刘老说，当时友谊集中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技人才，如朱文熹原来是辽宁省拖拉机站的科长、马连相当年在太行山根据地和美国人韩丁学开拖拉机的，还有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农场通北的场长周光亚等，他们都安排到分场当领导。他们刻苦向送上门的先生学习，又在这片土地进行多年的实践，后来都成了中国的农技专家和农垦事业的领导骨干。

　　７５岁的孙淑瑗大姐给我们讲了女战友的故事，她来场时还是个１８岁的漂亮的哈尔滨姑娘，是从省农业厅调来当俄文打字员的。她说，我还是李特特的兼职中文翻译，她也大不了我几岁，是抱着才几个月的小孩子来场的，她从小在苏联长大，中文不太好，毕业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回国后在北京的华北农科所工作。听说苏联要援建友谊农场，这个最年轻的中国专家不请自到了，她的父母李富春副总理和蔡畅大姐支持她到北大荒创业，但要她把孩子留在北京。可她还是坚持自己带孩子，王操犁场长想送她回去，但看她态度坚决，又是学农业的，俄语又好，就把她留下了，特意为她在哈尔滨找了一个小保姆。李特特性格爽朗，爱唱歌，《喀秋莎》是她最喜欢的歌。本来让她留在场部，她却跑到了五分场当技术员。大开荒刚开始，条件特别艰苦，她带着孩子和小保姆挤进了拖拉机手在作业点的临时茅草房。荒原最可怕的是成群的蚊子，一般大人都受不了，孩子被咬得浑身起疙瘩，疼得哇哇叫，特特心疼得跟着孩子一起哭。有多少个夜晚，她都坐在孩子的床头为他赶蚊子。早上小保姆醒了，接她的班，她照样下地干活。当时她建设了一个试验站，为开荒和种地帮了大忙。为了方便工作，她强行给孩子断奶，用苞米糊糊和菜汁为他充饥。孩子消化不好又拉肚了，她又学来偏方，把馒头片在炉子上烤焦，再碾成粉拌成浆糊喂孩子。那小子还真好了。后来他成了开荒点的小宝贝，拖拉机手们都抢着抱他玩，有什么好吃的先给他送来，还抓了个小狍子崽儿陪他玩。到了丰收的秋天，特特抱着自己的小娃娃从大豆堆上滚下来，孩子笑，大家跟着笑。《喀秋莎》的歌声又不离她的嘴了。一晃两年过去了，孩子大了，也结实了，开始蹒跚学步了。可特特要抱着他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要建立原子能试验室，这是她在苏联学过的专业，为了大局，她不走不行了，临走前她写完了试验站的工作总结，还提出了下一部的工作设想。她是流着泪走的，我们都哭了，真的舍不得她走。

　　更舍不得李特特走的，是场部的领导和苏联专家，这个可爱的姑娘是连结他们的纽带，因为她有语言和专业的优势，还因为她的热情和善解人意。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同，专家和“友谊”人亲如战友，而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又形同水火。总场顾问尼科连科是个急性子，开荒的动员会已开过了，他看到五分场的干部还在帐篷里开会，他要王操犁下命令：全部搬到开荒点去！王场长对他解释说，荒地还没开化到能开荒的程度，再说荒地里太冷没法过夜。王操犁说得慢条斯理，尼科连科发火了：“我要你们的农业部撤了你的职！”后来还是按着王场长的意见办了，由于准备充分，上去一个多月就开出１９５００亩，大大超过了苏联同行的开荒速度。中共中央还发了了贺电，老尼高兴地拥抱了王场长：“你干得很漂亮！”翻译把我们的场长“胸有成竹”翻译成“他肚子里长了竹子”，经过李特特的解释，老尼哈哈大笑起来。别看苏联专家对中国同志要求很严，可每到周未他们就放下手里的工作到福利屯去喝酒跳舞，中国人很看不惯。李特特说，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帮助我们，很不容易，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后来场里专门给他们盖了四栋专家楼，每到周未为他们准备舞会。

　　尽管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建立了情同手足的友谊，但两年以后他们还是挥泪而别了，因为苏联政府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他们走的第二年，春雪偏大又连降大雨，友谊的职工挖沟排涝，保证了及时播种，当年又夺丰收。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利用现有的设备和学到的技术和经验，又不断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着“大农业、大农技、大规模、大效益”的“全国第一”的地位。“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近几年也有俄罗斯的专家来友谊参观，他们惊叹：“你们的机械化水平已远远超过我们了！”“友谊”人说，我们不能忘记你们的帮助。他们又复建了中苏友谊纪念塔，那也是友谊县的一大景观。

　　北大荒的冬季漫长，但春天来的并不晚。友谊农场和整个垦区机械化的又一次腾飞是因为乘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组织这次冲锋的也是一位军人，他抗战时入伍，打过老蒋，也抗美援朝过了江，因办军队农场有功被王震发现，１９６４年已经当上了军后勤部政委的他，被调到东北农垦总局当政治部主任。文革中因拒绝参加造反派的“三结合”的革委会，备受折磨。重病的妻子死在汤原县的小医院里，他和两个农民把她草草掩埋在荒郊后，又回到佳木斯接受批斗……１９７７年夏天，已经担任省农场总局主要领导的他——已经两鬓染霜的赵清景出现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先进国家农机设备博览会”，他是领着各分局的领导来开眼界的。琳琅满目的各种高性能的农技产品，让他们大为震惊，他对大家说：“过去我们总说垦区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现在一看我们的农技设备比人家落后了半个世纪。我们再也不能自欺欺人，闭关自守了。只有一条路，迎头赶上！”

　　说干就干，他们回来和已经担任总局副局长的友谊的老场长王正林一商量，准备在友谊的五分场二队搞一个全套美国设备的试点。他们的意见得到局党委和农垦部的支持，并特批外汇数百万美元，很快美国迪尔和凡尔蒙公司的６２台套设备把二队武装成世界一流的农业生产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发表了新华社老记者李普发自黑龙江的报道：“现代化农业初显神通，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夺得大丰收，２０人种１１０００亩土地，平均每人产粮２０万斤。”《人民日报》发表按语：“这个农业机械化试点的成功，是党中央决定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一个试验的初步胜利。它对于我国逐步改变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为我国农业高速发展带来了可喜消息。”

　　一时间全国哗然，赞扬的肯定的说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报春花”，质疑的否定的说是“错误路线的产物”，“用钱买来的现代化得不偿失的”，说得还有更难听的，“当年老美的飞机大炮没打进来，现在用拖拉机推开中国大门了！”

　　这时真有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走进了中国，走进了友谊农场的五分场二队，接待他的是当年在太行山解放区的和他学会开拖拉机的学生，现在红兴隆农管局的副书记兼副局长的马连相，他是这次现代化试验的组织者。韩丁对学生说，你们当年引进的苏联的设备，现在已经是落后的东西了，是加拿大１９００年的设备，２０年代传到美国，后来传到苏联，苏联又传到你们这里。不能用３０年代的设备再干７０年代的活了！他在二队手把手地教中国工人怎样使用美国机械，他在农场讲演，告诉我们如何建设比他在美国的农场还好的现代化的农场。他对马连相说，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他还直率地批评我们体制上、经营上的弊病。朋友的苦口良言，为我们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赵清景和他的同事们一鼓作气，实现了中国农垦现代的“三级跳”——１９７８年使用外汇在３万亩的五分场进行现代化试点；１９８０年又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创建了３０万亩的现代化的洪河农场；１９８３年又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建设了３００万亩的二道河、鸭绿河两个现代农场。

　　一时间，北大荒举世瞩目，几十万人涌进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落——五分场二队。他们要看一看，农业的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路子对不对。

　　这时有一位老人也走进这片田野。

　　１９８３年８月７日，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邓小平同志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李立安、省农场总党委书记兼局长赵清景的陪同下乘专列驶进友谊火车站，然后又换乘农场的大客车，沿着田间林荫道，向五分场二队奔去。路上，小平同志问起农场的发展情况，赵清景一一回答，最后说道：“３０年来，这个农场搞了两次技术引进，早年引进苏联机械，这次引进的是美国的机械，两次引进，都对垦区的机械化作出了贡献。”

　　小平同志听了，赞同地点了点头，又问：“整个垦区还能开多少荒？”

　　赵清景回答：“治理后，还能开垦耕地１０００万亩，使垦区耕地达到４０００万亩。９０年代后期，争取亩产粮豆４００斤左右，总产可达成１５０亿斤，可上交国家商品粮１００亿斤。”

　　路上，小平同志还说，垦区要建设好商品粮基地，还要大力发展畜牧业；要下决心繁育良种；要抓好领导班子年轻化。

　　半个多小时后，邓小平走下大客车，走进五分场二队的土地。他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穿着白府绸的短袖衬衫。老人向站在地头欢迎他的职工招手。接着他和大家一起观看现场的机械作业。正是麦收的季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色的田原上，从美国引进的大马力的机械轰隆隆地割倒小麦，然后再拾禾、脱粒、装车……年轻的工人把收割的麦地再翻过来，耙平、镇压、播种。看着机械动作敏捷，机身像变形金刚一样伸缩自如，小平同志乐了。这时一架农用飞机在农田上掠过，机翼几乎擦过防护林的树梢，机尾拖着一条长长的雾带。它们进行的是追施微量元素肥的表演。小平凝神观看，赞许地频频点头。老人笑得是那样自然。

　　这之后，小平同志就在田野里会见场里的职工代表队，还和大家合影留念。他恋恋不舍和大家挥手告别，正是阳光灿烂时。车渐渐地消逝在路的远方，人们放眼望去，迟迟不肯离去。

　　后来有人说，小平同志在深圳画了一个圈，确定中国城市改革的方向。小平同志在“友谊”的土地上点了一个头，肯定了中国农业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现在我们也站在当年小平同志光顾的这片土地，稻菽如浪翻滚，稻香芬芳扑面。管理区的一位技术员说，这片地水稻的亩产不会低于１２００斤。在过去的３１年里，五分场二队的每个农业工人年产粮已达到年产２５万公斤，劳动生产率为全国农业之首，在世界也是先进水平。在他们的示范下，今天的北大荒职工人均年生产粮食突破６５０００斤，创造全国农业最高生产率，相当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水平。    

　　北大荒人用机械化的利剑撕破了小农经济的旧网，从当小学生开始，追逐世界上最先进水平，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终于为一个落后农业国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闯出一条新路。北大荒的农业机械化为整个中国的农业现化安上引擎，他们的实践还可以告诉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化的实施，完全可以使一个农业大国、穷国变为农业大国和强国。

　　我们又参观了二队的农机停放场，上百台世界最先进的农机设备陈列在遮阳篷里，其规模肯定超过三十年前在北京举办的那次世界农机博览会。因为这里陈列着有刚从美国凯斯公司购进的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大型精准农业和保护性耕作的技术设备。二队又担负“精准农业”的试点任务，这是全世界农业的顶尖技术。

　　更让我们振奋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农技博览中心正在友谊城建设。如国际机场一样的透明骨架已经隆起，现场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园林建设。不愧“天下第一场”，北大荒人的大气魄当惊世界殊。

　　在离开友谊的路上，我问在这个农场长大的张佑臣主席：“周总理让你们出粮食，出经验，出人才。‘友谊’还出了多少人才？”他笑答：“大概有４０００多人，多数是农机专家和农垦事业的领导干部，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场还走出两个管农业的副省长呢！一位是第一任场长王操犁，再一位就是吕维峰了，他的父亲是转业军官，是个特别能干的生产队长，后来当过分场场长。”作为知情人，他还给讲了吕副省长少年时代的故事，他从小在农场长大，勤奋好学，能吃苦，又仁义。中学毕业后在分场当通讯员，３０多里的路每天跑一个来回，腿勤，人特别机灵。那时问起１０个分场的通讯员将来干什么，９个说开汽车，只有一个吕维峰说考大学。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他和知青大哥大姐一起去参考，结果考上八一农大财务专业，毕业分到总局财务处工作，一步步走上了总局党委书记的岗位，后来又当上了副省长。上大学改变了他的命运，知识助推他当上领导想大事。为了实现垦区效益最大化，他提出大农机推进大农业的思路，同时全力推进产业化建设，组建了乳业、油业、米业、面业、肉业、麦业、药业、种业、薯业等龙头企业，彰显了北大荒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真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北大荒人的心像北大荒的田野一样宽一样广。